“通胀既是央行观察经济金融状况的终极变量，也常是一个中间变量。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四个方面的不足和挑战。”11月28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20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
周小川称，以往货币政策教科书和实践的概念是，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会通过传导机制反映到物价上，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反过来要求调整货币政策。现在这个规律受到三个挑战，货币概念和范畴可能变了；从货币到通胀的映射关系出了问题；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出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特别是长周期比较的失真
周小川表示，从长期看，当前通胀度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瑕疵是，对投资、资产的价格度量覆盖比较少，权重比较低。按照过去的概念体系，与消费者有关系的主要是CPI，投资主要与企业和企业家有关系，但实际上资产贵了一定会影响今后生活，比如，养老投资的回报会降低。
对于住房，周小川表示，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 CPI；后来租房可计入，但在篮子中的权重偏小；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当全球人口上升到 70 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
总之，通胀在长期度量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映到生活质量、支出结构上。此外还有长期投资回报应折现入当期通胀的问题。
二是以什么收入作为计算通胀的支出篮子
目前CPI 的支出篮子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周小川表示，家庭、个人生活水平及质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不可自行支配的收入，包括通过交税而享用的公共服务、预筹积累的养老金、强制性保费等。
“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不可支配收入所对应的项目变得价格更昂贵了，是否也应纳入通胀呢？”周小川表示，这部分开支在毛收入中的比重已不可忽视。例如纳入公共统筹的预筹养老金很可能通过不同渠道从劳动者所得中上交了，一部分是雇主代交的，一部分是雇员交的，往往都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之前，但又成为消费和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看来，也许以税费前净收入为篮子的、更为综合的物价指数及相应的通胀，更能反映“生活成本”。无论如何，“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人们认定眼下要为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更多地缴款，意味着当下这些项目更昂贵了。
周小川指出，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人们是否能感知或测度自己的税费前净收入？因为不好计算，人们常常做横向对比，与同等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工作强度的人相比。事实上收入的测度以及按什么收入来定义支出篮子并计算物价水平，会影响具体人们的通胀感知和预期。
三是劳动付出的度量如何影响通胀的感知
周小川指出，劳动付出的度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包含劳动的时间、强度、通勤、是否加班、休假怎么样。
在他看来，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在当前职场竞争的情况下，跟上一辈人，或者上上一辈人相比，个人对于教育、技能培训和学习方面的投资要大幅度增加。这方面如果投资不够可能就竞争不到好的工作岗位。
二是休闲，经济学里认为休闲能产生效用。休闲往往是和劳动互补的。工作强度越多，占用的时间越多，休闲的时间越少。
四是基准、可比性和参照系
周小川认为，过去物价指数是纵向比，这也带来一定的问题。例如，科技发展导致电子信息、IT等相关产品按摩尔定律计算的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可能对物价指数走低或负调整的贡献率较大。
“现实中，人们并不按严格的纵向数学公式或统计定义形成他们对满足度的感知和预期。 ”周小川表示，代际的结构性变化会非常剧烈。201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3岁，在新兴市场国家是比较高的，预期未来还会更高，但1949年时预期寿命仅有35岁。
从寿命会引出养老金的通胀问题。周小川表示，上一代人平均寿命低，养老金大约需要用几十个工作年头的积累去支持 10年左右的养老就够了，而现在需要支持将近 20 年。这种变化往往未反映在时间序列纵向比的计算中，因此有些基准、参数或参照系需调整。这个调整可能带来更大影响，其中之一是通货膨胀预期。
“如果未来通货膨胀和消费者行为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就难说目前物价指数公式和规律表达是准确的，但消费者预期又不完全建立在公式基础上，这个要加以解决。”周小川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徐超 校对 刘越
（责任编辑:冉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