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丝织业历史悠久，细究起来，这还与秦淮河水质有关联。
据载，金陵丝织业始于孙吴时期。为适应南渡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孙吴政权设立“御府”，专司丝织，并在皇宫设置“织室”，有数千专事丝织的宫女。相传孙权的夫人赵氏能用彩线织成七彩的龙凤锦，此时的吴地衣丝之风已渐盛行。东晋末年，刘裕迁长安“百工”到都城建康（今南京），在秦淮河畔开设“斗场锦署”，并遵循古礼，立皇后亲蚕之所于西郊，每年还要行亲蚕之礼，金陵辉煌的织锦历史从此开始。
经过宋、元、明三朝的发展，金陵丝织特别是专事御用贡物的锦缎生产技艺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明代南京城（今南京老城区）的繁盛通过外国使节、商人和西方传教士的宣传名扬海外，以至于国外把江南生产的棉布称为“南京布”。到了清朝，更是进入鼎盛时期，“金陵之业，以织为大宗”，金陵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
1645年，清朝廷沿袭宋朝以来历代官府在金陵经营丝织业的旧制，设立江宁织造府，作为织造御用锦缎的主要管理机构，与苏州、杭州织造并称“江南三织造”，直属皇家管理。
自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年间，金陵民间丝织品达到历史上的辉煌阶段，超过了苏州、杭州。秦淮河畔的聚宝门（中华门）一带，是孙吴以来丝织业的集中地区，丝织作坊到处可见。郑板桥词作《长干里》中的“更见处处缫车”，描写的就是这一带云锦机坊的繁荣景象。当时名声较大的有不少，比如：门西的魏广兴、张家先，钓鱼台的于启泰，五间厅的贾锦熙，陡门桥的徐聚锦，胭脂巷的李昌仁，集庆路的张庆一，膺福街的杨义隆等。为了适应染丝和织锦的需要，“颜料坊”这条专业街巷应运而生，颜料商行和染坊沿街栉比，各地客商往来如梭，生意兴隆，其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自乾隆元年开始之后的一百年里，不计“制帛”等丝织品，江宁织造局年均织缎将近4000匹。到嘉庆年间，规模更是空前，全城拥有织机数达3万张，有5万多名熟练工人，从事丝织业者5000多户。道光年间，金陵城仅缎机就达3万张，“纱、绸、绒、绫不在此数”，全城内外各类织机总数5万有余，这也使云锦的生产在民间深深扎下根。
前面说过，金陵丝织业的繁荣发展，与秦淮河水有着密切关联，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淮河水富含单宁酸，以此漂染的丝织品更具光泽。当时用秦淮河水漂过的丝，最适宜织造“玄缎”（黑色缎子）和“天青缎”。金陵盛产的植物染料也为丝织品的染色提供了良好的质量保证，以此染出的靛蓝非常有名。这样独特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使得秦淮河两岸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机房和染坊，如今的颜料坊、船板巷、柳叶街一带都曾经分布着多家染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描绘：“金陵，居民丛集，烟火万家，机杼之声相闻，染练之跕不断，锦绣成坊，足胜杏花春色。”到了枯水季节，漂丝工序则需要移到金陵城外，扫帚巷附近就是当年漂丝码头的旧址。随着丝市逐渐集中于镇淮桥西南的沙湾，染坊也随之迁移到新桥和上浮桥一带，镇淮桥和沙湾则有专供包裹匹缎用纸的纸坊，全城以丝织业和相关行业为生的达20万之众，规模空前。
如今，锦绣成坊虽已成过去，但作为南京丝织业明珠的“金陵云锦”仍保留至今，并不断地传承和创新。“金陵云锦”这种独特高超的织造技艺，至今现代机器都无法替代，它正以绚丽多彩、古色古香受到越来越多世人的青睐。前年出国，笔者还专门买了云锦领带和钱包送给异国他乡的朋友。
（责任编辑:李显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