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

导读：环境管理作为支持促进环境、气候要素深度融入金融体系的关键性机制设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带一路”投融资的质量、风险与预期收益

作者｜于晓龙  蓝艳「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22期

伴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效传播、气候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意愿显著增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投融资需求激增，共建国家对环境社会影响的敏感度同步提升。环境管理作为从“环境端”出发、支持促进环境、气候要素深度融入金融体系的关键性机制设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带一路”投融资的质量、风险与预期收益，并将在更高层级上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市场的规模、口碑、发展潜力带来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日益深化，“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愈发凸显。当前，自上而下完善“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和自下而上优化“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实践的基础已经形成，并将为“一带一路”投融资健康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绿色”动力和保障。

“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发展需求凸显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2.7万家，实际投资累计约为600亿美元。依托电力工程建设和交通运输建设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项目，2013～2019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额由715.7亿美元增至1548.9亿美元，年均增长13.7%；完成营业额由654亿美元增至979.8亿美元，年均增长7.0%。蓬勃发展的“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合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丰富，极易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共建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其中不乏全球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国家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受到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加之部分国家曾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或附属国，易受前宗主国或主导国“殖民遗产”和环保民粹主义思潮影响，共建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社会影响的敏感度正在提高，同时也催生出更加强烈的投融资绿色发展需求。

对外投融资环境管理政策体系持续完善

中国积极推动对外投融资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建设。截至2021年9月末，已公开发布30余份政策文件，从对外经贸合作、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绿色金融等领域出发，就对外投融资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层面的要求、指导性意见和支持政策，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政策指引，同时也反映出环境管理对于“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发展具有积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2013年，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引导企业强化环境、健康和生产安全管理，鼓励企业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惯例。2017年，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制定和落实防范投融资项目生态环保风险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推动相关金融机构及企业采用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同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也对“一带一路”投资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2021年7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提出了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遵循绿色国际规则、优化绿色监管服务等十项新时期推动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的重点工作，为环境管理支持服务“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发展指明了重点方向。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将环境管理融入投融资实践

目前来看，世界银行（WB）、国际金融公司（IFC）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投融资环境管理领域起步较早，实践经验丰富，可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环境管理实践呈现出内部监管力度更大、外部兼容性更强的发展趋势，涵盖的环境要素大幅增加、内容更为全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道国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其核心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层面设计环境社会风险管理（ESRM）框架。WB于1989年建立了全球首个ESRM框架。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相继于2006年和2009年发布了《IFC可持续金融框架》以及《ADB保障政策声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在成立后不久批准了《AIIB环境与社会框架政策》。除此之外，包括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南非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在内的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均设有相关机制，明确了本机构最高级别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环境和社会承诺、环境管理核心原则、环境影响评估流程、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指南和导则，以及问责机制和信息公开要求，用于全面指导环境管理工作，确保将环境要素融入机构运行和各项业务之中。

二是在执行层面建立环境社会管理体系（ESMS）。从投融资业务的角度出发，ESMS的核心任务是筛选符合本机构ESRM框架的投融资项目，识别、评估项目潜在的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从而保护东道国和项目所在社区免受环境社会风险侵害，防范和化解衍生财务风险及可能面临的资产损失。污染防治、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以及栖息地和森林保护是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项目筛选和风险评估时关注的重点，在上述各机构高级别管理政策和运营策略中均有所体现。

三是在绩效管理层面建立监督反馈机制。进入项目建设和运营阶段后，开发性金融机构环境管理的侧重点将由潜在风险的识别、评估转向环境社会绩效的监督、反馈，主要包括持续的绩效监测、信息披露和独立问责等。这项工作通常需要借助独立第三方的力量完成，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定期开展必要的信息公开，面向东道国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进行访谈和咨询，识别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未能充分暴露的项目风险，向项目业主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反馈项目绩效，接受、调查和处理投诉与申诉等。

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的关键切入点

绿色是“一带一路”一以贯之的鲜明底色。考虑到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实需求，以及投融资对于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作用，将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环境、气候要素融入“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促进绿色金融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经贸投资合作输血、造血，对于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疫后绿色低碳复苏至关重要。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立足投融资环境管理规范化发展需求，加快“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方法创新。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建设，明确项目分级分类标准和环境、气候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指南，据此筛选绿色投融资标的，加强对环境、气候风险突出行业的风险识别、风险量化和风险敞口管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带一路”投融资重点领域，从项目管理角度出发，开发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社会风险筛查和影响评估体系，重点关注项目筛选阶段的环境社会风险初筛、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评估、项目决策阶段的合规性评估，以及项目建设阶段的持续监测、报告和信息公开。

二是充分发挥绿色投融资的风向标作用，引导“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自主实践。公共部门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建议整合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引导和鼓励“一带一路”投融资参与主体自主开展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加速其内部环境主流化（environmental mainstreaming）进程；探索制定企业级ESRM框架，在公司治理架构中增设专门的环境主流化部门，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如风险经理、信贷经理等）以及项目受托方和其他相关方提供环境、气候风险相关的管理培训、技术指导，将企业发展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相连，并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实践。

三是强化环保、金融、数据信息的跨领域支撑，开发“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专业工具。一方面，结合投融资环境管理的实践需求，围绕标的项目筛选、项目风险识别、风险和影响评估、分级分类管理、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相关方沟通和信息披露等重点方向，开发包括信息化系统、标准化方法、评估指标体系、技术指南等在内的环境管理工具包。为“一带一路”投融资参与主体提供环境风险预警和绿色解决方案，为政府监管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针对当下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评估技术门槛高、系统化程度低的痛点，探索开发“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综合平台，逐步融合“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气候与环境风险评估工具等已有信息技术工具资源，进一步提高环境管理的便捷性、效率和可操作性。

四是巩固加强标准对话与交流合作，凝聚“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国际共识。推进共建国家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关键领域的沟通交流和监管合作，推动环境管理相关标准“软联通”。以项目目录形式明确“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范围，加快“一带一路”国家与国际标准的对标对表进程，支持引导“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决策。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等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加强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合作，支持共建国家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加强信息和经验共享，推广投融资环境管理最佳实践。■

（责任编辑  张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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