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货币发行准备

作者｜杜正琦　谢月华　刘树德「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文章｜本文将于《中国金融》近期刊出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在此之前，货币发行要有发行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货币也不例外。战时政权信用较弱，战争双方通过发行准备管理，稳定所发行货币价值、占领货币市场是增强政权信用的关键。因此，深入研究红色货币发行准备历史，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史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不同时期红色货币的发行准备构成及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发行机构多、流通币种多，考虑资料可得性及研究对象代表性，本文仅选择部分银行发行准备进行分析。

发行准备对现金依赖减弱直至完全脱钩

国家银行成立前以十足现金准备为主。例如，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暂行章程》十二条规定白竹布币“基金由富户捐集，计筹足洋五千八百余元。”信用合作社按照1930年《取缔纸币条例》规定“（发行纸币）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江西工农银行按照1930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四号通令规定“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

国家银行成立后以实物准备为主、现金准备为辅。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抗战爆发后准备金制度相对灵活，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指出，“（边币）用盐税货物税作为保证”。1944年陕甘宁边区规定，发行准备由银行和贸易局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与外汇的准备所构成，在边币总购买力指数超过85%的部分，就要百分之百的法币准备。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准备金由外汇、部分物资及一定量金银构成。

人民银行成立后执行实物准备。《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规定“资本暂定为相当于二亿斤小米之物资，由华北财经办事处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三年内拨足之”。

发行准备作用由保兑向保证转变

土地革命以前，发行的纸币可兑现，发行准备主要通过保障兑换来提高货币信用。例如，“白竹布币壹圆可兑银洋壹圆”、“（江西工农银行）钞票可随时持到本政府财政部兑换现洋”、苏票“一元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抗战后，发行准备主要通过调节外贸和物资水平、实现货币与物量关系来维持货币信用。1943年3月《关于银行工作的报告》指出，发行准备金主要用于“使边币随时能够换到外汇、调节边币汇价，必要时以物资配合贸易机关收缩通货，调节市场物价，稳定本币币值，在有利的条件下，则抛售金银，回笼货币。”

发行准备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是政权信用。发行准备和政权信用是货币信用基础。政权公信力强，则可适当弱化货币发行准备；反之则要强化发行准备管理。纵观历史，政权建立之初均铸币足值，随着政权稳固，其贵金属含量可略减少。中国共产党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从十足现金准备，逐步过渡到与现金脱钩的实物准备，充分挖掘了政权信用对货币信用的支撑作用。

二是货币偏好。从宋清时代的纸币发行看，除了清朝顺治年间的顺治钞贯外，均因通货膨胀失败告终，如明朝中叶宝钞“民间视（纸币）为废纸”，纸币信用极差，老百姓(603883,股吧)银钱为上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通过十足可兑现现金准备将金属货币与纸币等价关联，打破金属货币偏好影响纸币发行流通局面。

三是发行准备可得性。发行准备可得性是保障发行准备金充足性的前提。抗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充分总结苏票因现金枯竭停兑教训，综合考虑“银行已是一无资金，二无物资”、法币改革禁止白银流通、法币大幅贬值等因素，先后推税收保证、重要物资等作为发行准备，都是充分考虑其可得性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四是货币发行弹性。战争时期，货币发行具有鲜明的财政性，这就要求充分考虑货币发行弹性。如土地革命时期因取消主力红军筹款任务、扩红过多，财政性发行任务过重，而可兑换现金严重不足，货币发行欠缺弹性。而抗战后中国共产党推出纸币不可兑换发行准备的政策，大幅提高货币发行弹性。

发行准备的管理与运行情况

发行准备监督管理机制

国家银行建立后出台的《国库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才初步建立了发行准备监督管理机制，规定“国库掌管国家所有现金项目之收入、保管及支出等项业务，银行不得任意自行挪用金库之在库金，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共同派遣专人对在库金进行监查。”直至1941年，边区政府采纳了边区银行关于建立正规业务基金制度的建议，先后建立发行分库，并明确发行准备资金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动用，但“分库可以根据政府和发行总库核定分区货币的发行额度，进行保管和调拨发行基金”，一直沿用至解放战争时期。

发行准备资金管理

发行准备资金筹集。大革命时期发行准备资金通过民间认筹，如柴山洲特区农民银行基金由富户捐集；《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也规定“本社股金定每股大洋一元，以家为单位。”土地革命时期财政拨付为主、民间认筹为辅。如江西工农银行100万资本金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拨付，《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本行开始营业时之资本，……由国库于预算案内拨给之”。闽西工农银行为民间认筹，“工人农民们都尽量拿出他劳动血汗的代价来买工农银行的股票……大城市的商家，也很热烈地向银行入股”。抗战以后，准备资金筹集方式主要有财政拨付、资本盈余、公有资产。“1941年春，边区财政厅拨付120万元作为边区银行的资本金，到是年夏，边区银行的自身积累加上政府的投资，资本总和达300万元（其中资本金为248万元）。”商业流通券币面上明确印有“此券以贸易公司及所属西北土特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之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并由陕甘宁边区银行保证”，新币发行准备由华北财经办拨付。

保障发行准备充足性。一是强化现金管理，1933年开始就先后出台了《现金出口登记条例》《禁止私人收售质押及私运现金出境惩罚条例修正案》《核准法币出境手续》《申请运送法币出境手续》《申请法币出境实施细则》《管理外汇办法》等，防止现金外流。二是严格革命区货币流通管理，中国共产党先后推出《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禁用法币办法》《战时严禁法币行使办法》等，达到“交换上无限制兑换，贸易上实行管理，政府严令禁止使用”目的，将货币行使选择问题提高到政治层面高度。

货币发行量管理。第一，土地革命时期首次提出要遵循经济发行原则。1933年8月发布训令指出“在财政政策的原则方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主要表现在没有用最大努力去从剥削者方面筹款，去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用其全力于租税收入及纸币、公债一方面”。但这些政策最终因战时经费消耗过大而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苏票发行总数约达到八百万元。第二，抗战时期探索货币发行饱和点，提出符合现代经济理念的货币购买力货币发行原则。1941年起，边区就开始研究如何确定合理的边币流通量：南汉宸认为“要根据边区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来发行，不是无限制的发行……物价日高，今天估计够了，明天物价又涨，饱和点不能确定”。曹菊如主张“衡量边币的发行额度，要以边币发行额的实际购买力来判断”。第三，解放战争时期探索通过计划发行实现宏观调控。商业流通券正式投入流通后，边区银行总结了边币发行经验教训，认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发行，并提炼出加速发行与紧缩发行要考虑的因素，较好地掌握了货币发行技巧，保证货币发行流通平稳。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间发行的月环比增速一般控制在20%以内，1946年7月～1947年3月月均增速为12.23%，1947年3月～1947年7月月均增速为9.8%，1947年7月～12月月均增速为25.6%。

发行准备管理实效

大革命时期红色货币的发行准备金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如白竹布币发行准备为足洋5800元，“制作发行面额一元的白布币5千张”，即发行准备金率达116%。土地革命时期发行准备率逐步下降，“1932年底的现金准备余额为389480元”，同期货币发行量为656175元，则发行准备金率为59.35%，1933年以后，苏区财政日益困难，可推断认为几乎无准备发行。抗战时期维持较低的发行准备金率。据统计，1941～1944年四年共收13403.6万元，每年平均收入3350.9万元，边币实际投入流通量为342321万元，由此可见税收占边币发行准备较低，边币税收发行准备金率为3.92%。而解放战争时期商业流通券发行准备金率维持在71%以上。

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发行准备的管理探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金融调控经济的探索路径和发展脉络。其发行管理从土地革命初期开始着重强调发行量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到边区有一定经济基础后提出要与生产和经济发展相结合，货币发行量要与实际购买力来衡量，再到解放战争提出要结合经济形势、斗争形势、发行区域、发行时间、投放渠道、牌价管理、物资投放等多方面因素做好调节发行计划，保证货币发行量增减幅度控制在20%以内，实现了战时管理向经济治理的转变，为解放战争前夕新币发行和通胀管理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实物保证”发行货币，基本逻辑是“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任何货币只要它能担负物资交换的媒介作用，且为物资交换所必须，它就可能保持这一定的交换价值。”这一实践突破了“需要一定比例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的西方传统理论，为人民币发行准备提供了实践依据，更清楚的揭示了货币本质。

（责任编辑　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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