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
我是湖北人，在南京读的研究生。辛亥革命，始于武昌起义，终于南京政府，我总觉得该写点什么。
1
十年之变
2011年10月，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南京读研一。
当时的我正沉浸在两种喜悦中：
1、第一次坐高铁。本科时坐24小时普快到福建上学的痛苦经历，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春运时，上个厕所都得来回折腾半小时；但2011年去南京，只需要4个多小时的动车。我还清楚地记着，座椅上的矿泉水广告词是“西藏好水”。
那种舒适体验，与两个月前的普快比起来，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2、我以惊险的成绩来到了高考志愿时可望不可即的大学。坐动车时列车员检查半价优惠的学生证件，我十分骄傲地拿出来录取通知书；来到校园，每天路过学校大门都是兴奋的。
南京，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地，当时城市里有很多纪念辛亥革命的标语，但我当时无感。
电影版和电视剧版的《辛亥革命》也在当时集中上映，宣传也不少，但我都没看。
于我而言，100周年纪念，如同准备历史考试需要温习辛亥革命相关知识，那种感觉很平淡，甚至有一种被动迎接的不适感。
2021年10月，辛亥革命110周年，我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
但是，昨天上午，我在电脑面前完整看完了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的现场直播。
当我听到大会上铿将有力的“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时，竟然感动和激动起来。
以至于当组委会宣布大会结束时，我突然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意犹未尽。
十年，我这种自然而然的前后反差，连我自己都感到好奇而费解：这是怎么了？
10年前，无忧无虑，有大把的闲暇来关心这种国家荣耀，学生的单纯也容易被这种情绪感染，但自己很冷漠；
现在呢，亚历山大，居然对这种与切身生活无甚相关的纪念活动表现出较大兴趣，连情绪都被牵动起来了。
许多人应该是反着的。
2
时代与个人
我对历史的兴趣，与十年前并无多大变化，但我对历史的理解，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并不认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认为普通人只是历史的见证者，历史是少数人的舞台。所以，我更加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是深度绑定的，在时代变迁面前，个人是渺小的。
绝大多数人人只能在时代的棋局里下棋，无法挣脱，只能适应。
1911年，在这一年挥刀入宫的太监，看到在这一年加入天津小站的新兵，说不定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快，前者肠子都悔青了，后者成为人们敬畏的对象。
1911年春节，隆裕太后在宫里摆了210桌宴席，还满心期待着正月初十的万寿圣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还是无名小卒。他们绝不会想到，彼此的命运很快就会迎来互换。
太和殿的高墙，隔绝了墙内的三呼万岁和墙外的波涛汹涌，一年之后，清帝退位，又过了一年，隆裕太后郁郁而终，而北洋军阀正在叱咤风云。
学生时代的我，还幻想着以后建功立业，改变社会，肯定意识不到金字塔尖的大清皇族也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只能听凭他人处置。
当他们还对太和殿恋恋不舍时，孙中山毫不客气：再这么磨磨唧唧，每年的赡养费都取消了。当天就宣布退位，面子是一点都不要了。
我认为个人能力第一，所以当时也意识不到，因为参加了辛亥革命，蔡元培从普通教师成为教育部长，陈独秀从普通教师成为省政府秘书长，鲁迅从普通教师成为教育部某科的科长，这种速度已经不是飞跃，而是火箭升空。
如果没有这场革命，蔡元培就是个普通进士，陈独秀就是个酸秀才，鲁迅就是个穷困书生。还有，他们都是清廷眼中的“汉奸”，统统是反动派，注定一生不得志。
而随着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他们辞职的辞职，逃的逃，又跌落凡尘。
张謇本来是一个迂腐的状元郎，甲午战争时认为日本不足惧，庚子国变之后，他倡导君主立宪，后来又加入辛亥革命，清帝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起草，当上了南京政府的实业总长。个人命运紧随国家形势。
时代下的个人脉搏，象牙塔的学生时代不仅难以感同身受，而且往往被天之骄子的荣耀感所彻底掩盖。但进入社会工作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2014年毕业，2015年股灾，2016年房价翻倍，随之而来的就是限购限贷。我至今都在感叹，如果自己早两年出生，是2012年毕业，人生轨迹肯定大有不同。
就差两年而已。
毕业校招时，我很清楚地记得，房地产公司依然是香饽饽，在房地产公司的校园招聘会上，往往都是人满为患，递个简历都得靠挤。如今，房企进入裁员大军。
也就差个四五年而已。
国庆期间，我在武昌水果湖的一家民宿咖啡店喝下午茶，小店比较精致典雅，店里只有一位90后小姐姐。我说你这是自主创业吧，她笑着说：
我不是老板，之前是做教培的，刚来这。
一瞬间，我从羡慕变成了一丝同情，就多买了三根烤香肠。
象牙塔与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环境。学生的我认为英雄造时势，现在的我认为时势造英雄。不需要打造时势，而是认清时势潮流。
最关键的是，认清正确的潮流，不做1911年自宫的太监，而做1911年回国的蔡元培。
3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学生的我，认为辛亥革命并不难，满清都腐败到那种人神共愤的程度了，它的倒台有什么可吹嘘的。
学生嘛，总喜欢从道德仁义的角度去看待历史。
这也是我当时对辛亥革命100周年不甚关心的一个原因。
后来才知道，专制制度比想象的要顽强得多。
在立宪改革中，内阁13人，但满族就有9人，其中7人是皇族。举国哗然，腐败的清政府无意放权。
直到1911年10月初，清政府还举办了一场6万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有各种西式的先进装备，比如电话电报、马克沁机枪，史称“永平秋操”。戴着白手套、手持指挥刀的摄政王载沣，自信爱新觉罗的江山坚不可摧。
而此时的革命党人，由于起义不断失败，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
1906-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达到十几次，最后一次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位著名的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
10月4日，《巩金瓯》被定为清政府的国歌，这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的第一首国歌，中心意思就是“帝国苍穹保”。
而此时的孙中山，面对顽强的清政府和悲观的同盟会，不禁发出哀叹：
“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革命前途，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
一直到10月9日，黄兴打算在武昌发动起义，但当天一枚炸弹意外爆炸，暴露了据点，32名革命分子被抓，革命人员名单落入湖广总督手中。
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之后自然就是镇压，北洋军于11月2日夺取汉口，27日收复汉阳。
直到1912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正式诞生。
此时的情况是，清帝还没有退位，北洋军虎视眈眈，同时，很多省份独立了，国家一盘散沙。
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诞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绝非万众一心的墙倒众人推。
读书时，我看到那些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买房买车，似乎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他们是大学毕业生，社会认可度高，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没什么难的。
直到自己毕业参加工作，才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
没有谁的成就是自然的，背后的付出和心血只有自己知道。
经常有人说，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大，他人一直在国外呢，捡了个便宜。说这种话的人，是选择性忽视了孙中山几十年的奋斗，就好比，看到一个人拉了一个大单，赚了几百万，就说人家是运气好，而不知道人家为这个单子付出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之前已经失败了好几笔业务。
单独看辛亥革命，其成功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的军队反了。
武昌起义是湖北新军的起义；然后永平秋操的一批将领，在10月底发动滦州兵谏，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派陆海军去镇压武昌，结果军队无心恋战，海军军官萨镇冰直接反叛清朝。
给予清朝致命一击的是，各地方的军阀没有勤王，反而纷纷独立。在武昌起义的一个半月内，15个省份或者2/3的中国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也就是说，清政府已经调动不了自己的军队了。
这种情况，与俄国二月革命和苏联解体十分类似。
帝国支柱的军队为什么要反叛呢？
因为孙中山持续不断的革命，将清政府的腐败透顶暴露无疑，连军队也不愿意替它卖命了。
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以来，孙中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用民主共和的理念不断挖清政府的墙角。你闹事一次，别人不以为然；你闹事一百次，还不要命的这种，那别人肯定会想想这是为什么。
清政府也确实不争气，内政外交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时间一长，人心散了，也就不好带了。而孙中山那边，人心越来越齐，积攒的人气越来越旺。
所以，军队的不服从，是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
银杏生长20年，才开始结果。你不能因为刚好看到它结果，就认为它是一年一结果。辛亥革命就是孙中山栽种了20年的果实。
他既是种果子的人，也是摘果子的人。
君不见，孙中山回国前，南京临时政府最初选举黄兴为总司令，黎元洪为副司令，但二人拒绝就职，坚持等待孙中山的归来。最终，17张选票，孙中山拿下16票，黄兴得1票，众望所归！
他的革命威望，无人可敌；他的革命梦想，无人怀疑；他的革命激情，无人可比。
4
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中华民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革命成功了。
就如同一个人买房买车后就万事大吉了吗？远远不是，还有更大的负担等着。
孙中山奉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但清帝国被推翻后，很多革命者认为革命目标已经完成，很少有人去关心民主建设和解决民生的问题。
大部分人只接受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推翻异族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但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他们非常渴望和平，迫不及待地同袁世凯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谈判妥协，却没有意识到，必须进行民主建设来彻底推翻帝制，必须解决民生来改变积贫积弱。
这都为以后的复辟帝制埋下了伏笔。
这就好比，当一个人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在大城市落脚后，急于享受生活，放松了奋斗，这种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可能一个疫情就会让他走上借钱的路子。
最关键的是，中华民国成立时，那几亿国人可并没有回过神来。两千年的帝制观念，岂是说改就改的？
你问他们什么是共和国，他们可能会这么回答：“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一个好皇帝。”
你让他们选总统，当问他选谁时，他的回答可能是是：皇帝。
梁启超曾经问一个平民百姓，你认为中国打不过列强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菩萨不灵，他们的菩萨灵嘛。
让人不禁感叹：这是多么单纯而无知的人，又是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
因此，辛亥革命的历程和中华民国的命运，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想建立民主共和，仅有政治理念而没有相应社会基础和国民素质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容易带来目标与结果的南辕北辙。
一个人，要想变得有钱，仅有赚钱点子而没有资源支持和开阔眼界，也是远远不够的，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
而物质的积累和眼界的拓展是需要时间的，这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四五十岁发财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得到确立，这如同一面旗帜，谁反对谁就是逆流，全国得而诛之。
剩下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积累物质，启迪民智开拓眼界。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没有它，再多的家底总有败光的一天，因为你无法赚到超过你认知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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