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话题引人注目，它意味着什么？我曾困扰于贫富分化问题，并将相关思考写成了一本《关注贫困》的小册子。如今的中国，走到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即将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和四十多年前迥异，为什么共同富裕的话题反而广受关注？
第一，人类的贫富不均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如何点缀，人类的贫富分化都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纪之交时，全球1/6的人口提供了全球总产出的78％，并获得了全球总收入的78％。而全球3/5的人口却生活在61个最贫困的国家，他们只获得全球总收入的6％，每人每天不到2美元。
全球至今仍有11亿人生活极端贫困中，占全球人口的17％，却仅仅占有不到0.3％的全球总收入。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估计，目前全球26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20亿人不能享受到电力带来的光明，11亿人无法得到安全饮用水，8.3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全球至今有8.7亿的成人是文盲，2.5亿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童工，比如从军、沦为妓女、家奴，或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年约500多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
看到这些冰冷的数字，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感受到精准脱贫9899万人的里程碑意义。看到新冠疫情后，西方巨富阶层财富增长逾20%，而贫困者失去栖身之所甚至失业的痛苦。看到廿年战乱之后的阿富汗人均寿命仅为45岁，和1949年的中国接近时，人们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人性并不总是美好，人类生存时时触目惊心。
第二，富人是问题所在，还是答案所在？每年度各种富豪榜单的出炉，以及一些富豪的挣钱方式和奢靡生活，总是容易引发争议。我并不想讳言对诸多富豪的厌烦，因其生命中除了钱和更多的钱之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么，富人的富有是不是穷人贫困的原因？劫富济贫是不是解决贫困的答案？按照福布斯的榜单，中国和美国各有10亿美元以上的顶级富豪人数，大约分别为1000人和700人。胡润榜可能给出了中国富裕群体更详尽的数据。中国富人大致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杭州，获取财富的源泉是创业成功。我并不清楚这些顶级富豪究竟拥有多少财富的确切数据，臆测假定富豪们拥有1－2个中国GDP的金融资产，即100万亿到200万亿人民币，当这些财富被均分到14亿人时，人均约7.15万-14.3万元。这点钱够普罗大众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自己一生的生存品质呢？正因如此，凯恩斯和罗宾逊夫人等重名经济学家都曾指出，无产者革命的愿景也并非消灭有产者，而是通过良政良治逐步消灭无产者自身。
当下的中国也不例外，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为了构建一个橄榄型社会，即超富裕和过于贫困的两级人口占比不太多，享有美好生活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主型态。西方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给了人们警示。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都折射出《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在于皮凯蒂勾勒了一个日益贫富分化的两极社会。
第三，共同奋斗有益于推动三次分配。有人的地方就有贫富。即便在一些极端贫困的非洲和拉美小国，看上去是共同贫困了，其实也仍然免不了一些特权人物的穷奢极欲。共同富裕如果被误解为绝大多数人同等富裕、同时富裕，即便在物质上居然做到了，在精神层面也仍然会有不均感。整齐划一的共富和共贫都并不可行。在世界经济历经次贷冲击、新冠疫情之后，人们遭遇到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低迷之际，中低收入群体要求社会财富更公平合理分配的愤懑就会越发强烈，政府对经济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私人资本手中的情形就会越发不安。对社会平等的诉求会突出，这是一种沉沦中的焦虑和愤怒。
人类贫困的根源何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某种不太负责的笼统答案是，人性使然。国家兴衰也许取决于政府良治、科技昌明和国民素质。个人贫富则几乎有九成以上可归结为国家红利，时代红利。也就是无论福布斯榜还是胡润榜，全球富豪的地域分布都处于好的国家、好的城市和好的行业，然后才是个人奋斗和运气。这并不难理解，假设让欧美或者中国的富豪重回青少年时光，将他们放置在战火、恐袭、部落冲突的国家，在同等个人奋斗下，他们能成长为富豪吗？
人类又在追求怎样的平等？第一种具有蛊惑力的平等是基于结果的平等，简单来说就是不看创造财富的过程，在终点线上劫富济贫地均贫富，这样的尝试往往将带来极端贫困。第二种曾流行的平等是基于权利的平等，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人生起跑线和跑步规则的平等。此类平等有时被标注为法律和竞争规则的平等。其实人的天赋、成长、努力和际遇不同，最终人类仍将剧烈分化，如果私人资本和公共权力结合，这样的平等也难维系。第三种平等是基于人的能力的平等。尽管你我他都不同，但人人都尽其所能，共同奋斗，那也许才有些人情味。
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这个无形之手，二次分配靠政府这个有形之手，那三次分配靠什么推动？有人说靠慈善公益之类。这可能是远远不足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在二次分配领域还有不少短板，从长期看，遗产税和房地产税的择机开征，以及个税的逐步完善都是应有之意；从文化看，由全面小康而共富大同，也是传统。行之有效的三次分配机制有待探索。
近来一个巧合的场景触动了我，在某天某机场，先后遇到两位明显脑卒中康复期的旅行者，都是五六十岁的男性，穿着和行囊都相当讲究，其中一位全身重奢包裹。先后遇到这样步履踉跄仍然行色匆匆者，不禁让我臆想，究竟什么动因，导致他们以如此年龄如此身体仍如此匆忙？如为生计可悯，如为事业可叹，如为钱财则可悲。看来三次分配免不了个人对人性的思索、对家国情怀的感悟，以及对生死之义的觉醒。
（责任编辑:董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