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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说，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莫名奇怪的自豪感。如果是一群这样的人组成一个集体，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乌合之众”；如果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的一群人，那它还有救吗？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开始变法图强：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但结果的迥异，至今是中国人心头的一块“伤疤”。实际上，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自我感觉甚好，对日本改革充满了鄙夷。所谓一叶知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这场改革PK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愚昧嘲笑文明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已是老生常谈和历史公论，在此不再赘言。
然而， 清朝对明治维新的态度，却是“友邦诧异”，冷嘲热讽。
江苏按察使（相当于省公安厅厅长）应宝时得知日本全方位学习西方后，痛心不已，捶足顿胸，感叹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不清，将陷万民于水火，还上书清廷，主张兴兵讨伐，阻止日本人继续犯错，要去解放日本人民。
即便是强大起来的日本在吞并琉球与侵台事件中已表现出咄咄逼人，可大多数清朝官员也仅是不屑地哼出一句 “阴而有谋”、“穷而无赖”。
清朝驻日副使张斯贵特意作诗一首，讽刺日本人穿西式服装：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
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
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
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说他们实在是荒唐和滑稽。
就连积极推行新政、探究日本强盛之道的外交家黄遵宪，在初访日本时也留下“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这样虚骄自满的诗句。
上述提到的官员，在当时的清朝都属于较开明人士，他们尚且如此，可知整个清朝官场是什么氛围！
就连洋务运动的核心李鸿章，也对日本表示不解。
1875年，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对日本移风易俗感到困惑：
“能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服，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认为日本人学习西方，是丧失自我，做欧洲“走狗”。
森有礼底气十足地回答：
“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而感到骄傲。这些变革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
清朝都是这样的官员来主导改革，洋务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反观日本，不仅当时的日本人欢迎改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就写道，“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影响下改造社会，就在于他们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而且后世对引发明治维新的“黑船来航”普遍抱有感激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看到了新世界。
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政府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丑陋形象，“黑船祭”成为日本庆祝文明开国的“嘉年华”。
还有佩里，日本就在当年佩里的登陆地点建了一座佩里公园，还竖立着一个纪念碑，碑文是伊藤博文所写。
而当代中国人，普遍将鸦片战争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象征和被欺负的屈辱，而非打破闭关锁国的文明转折。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大于民主，这与日本刚好相反。
那么，中日两国面对国家危难和西方入侵，为何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2
制度陷阱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说起日本，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就以为日本与中国很相似。其实，这是一种历史印象流和错觉，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大为不同。
小炒在《本想学中国，最终还是滑向欧洲，日本的历史宿命》中详细说过，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与中国迥然不同，却与欧洲非常相似，都是封建割据和领地自治。
而传统中国实行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统治，整个国家处于严密有序的皇权-官僚统治之下，权力控制一切，能直接对民众发号施令，所谓“全国一盘棋”、“一竿子到底”。
所以，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很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有效的反应。因为，清廷若决定改革，只需中央发布政策命令，全国的官僚系统就会立即在全国实施，整个国家就会得到较快的转型。
但日本就不同，一盘散沙，全国有200多个藩国，各自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的命令难以贯彻执行，藩国的政策也只局限于各自领地，难以影响到其他藩国。
康有为就是这样认为的：
“皇上乾纲独断，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日裔美国学者赖肖尔也是这样认为。中国只需要调整一部分政策，就能快速实现近代化，反观日本，在进行近代化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先进行集权的政治改革。
但是，事实证明，恰好相反，清朝故步自封，日本迅速转身。
因为，康有为认为的大一统专制优势，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专制与近代化改革不相容，要想推进国富民强的改革，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在消解自身权力，放松社会控制，“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是万万不能的，能够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所谓清廷的专制体制能更块地转型，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因为要专制政体去转型多元化，如同“何不食肉糜”，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操就不可能。因为二者的理念是天然冲突的。
一旦改革威胁到清朝统治者的传统权力，他们能立刻作出反应，给改革来一个紧急刹车。所谓大一统专制优势，不在于启动改革的迅速，而在于制止改革的灵敏。清朝统治者对洋枪洋炮和铁路机器有兴趣，但对自由、平等、宪政等概念唯恐避之不及。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的俾斯麦曾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
日本的政治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总会有藩国做出正确的反应，并通过实际效果逐步影响和传导到中央。而清朝单一的中央集权制，一旦作出错误的反应，建设性举措就无从谈起。因此，日本作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
从概率论的角度量，清朝体制，要么100%成事，要么100%败事，没有博弈空间；日本体制，成败概率是50%和50%，并能通过贝叶斯更新不断提高成功概率。
赖肖尔就在《近代日本新观》中说：“多元化的日本比一元化的帝制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地方叛乱”为开端的，最终地方军攻入东京，幕府倒台。这种地方击败中央的情况，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
1868年德川幕府投降后，日本并不是大家以为的万众一心顺利推行改革，而是在混乱中发展。新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蓝图，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富国强民，但没有统一的共识和明确的计划，这就导致政局不稳，1874年江藤新平叛乱、1877年西乡隆盛叛乱，然后镇压叛乱的太久保利通被刺杀，太久保利通是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
日本的第一部宪法，直到1881年才开始起草，而且1889年才颁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清楚怎么写，英国、美国、普鲁士……该学习哪个？伊藤博文不得不亲自前往欧洲考察。而且，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日本爆发了民众争取自由平等的民权运动，最终被强势镇压。
这种混乱形势，使得宪法花费了8年才出炉，1890年才召开第一次议会，日本的铁路里程，直到1880年也才160公里。
所以，你看，19世纪60-90年代的明治维新，其图景与洋务运动截然不同，绝不是平静推进和顺利实行的，而是在多方角力与不稳定状态的混乱中发展。
但发展的结果令人惊叹，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从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机器化的工业国。其具体表现，也属于老生常谈，不再赘述。
那么，从中日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稳定和混乱，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非黑即白，这需要辩证看待。稳定可以带来秩序，也可以带来僵化；混乱可以带来动荡，也可以带来自由的火花。
3
商人在哪里？
近代化改革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商人。《菊与刀》就写道：
“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重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
小炒在《300年前，东京就已经是全球最大城市》中已详细说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商人已经崛起，为明治维新做好了铺垫。野吕荣太郎就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说道：“日本国富的15/16被商人所收，剩余1/16被武家政府所收。”
但是，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让商人阶层如此富有而冲击现有统治秩序。
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一直是权力压倒一切，政治大于一切，国家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一切社会空间，“利出一孔”，所有利益来源于权力。古代中国的那些商人，无不是权力寻租者，必须依靠政治庇护，官商结合才能发财致富，政府自然要从财富中拿走一大部分。
所以，那些大商人，发财的秘诀不在于资本，而在于封建特权，其背后都是达官显贵在撑腰。
当然，“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旦封建政府需要，这些商人的财富随时都会被剥夺，公开掠夺商人财富、强迫商人捐款、打倒商人，在古代中国是经常上演的戏码。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期，此时皇权地位一落千丈，但唐德宗依然能随心所欲地搜刮商人，《旧唐书·卢杞传》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件：
782年，为平定叛乱，朝廷连连用兵，军费紧张。唐德宗便下令，天下富商，每人最多留1万贯，其余“借”给国家。朝廷随即公开搜捕商人巨富，如果不交钱，就刑罚伺候，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整个京城的商业交易基本停止了。
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也是这样得来的。
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无法发展壮大，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就是“夜壶”，政府需要就拿过来用用，不需要了就嫌臭，比如胡雪岩。
但日本就不同，日本的地方自治和封建割据，使得统治者无法对社会全方位控制，也无力控制大商人，商业就在这些权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开始发展和蔓延，并抗衡权力。因此，封建割据下的权力分散，使得日本商品经济和商人的地位反而很高。
尽管幕府将军（中央）和武士阶层（地方）轻视和敌视商人，但分权制导致他们的权力受到制衡，有心无力，商人的经济力量最终挫败了他们的锋芒，以致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
这种结果，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是封建政府和商人阶级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自然发展形成的。
最终，有了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一只打破落后封建制度的商人力量就出现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就写道：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做出种种努力，日本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
反观清朝的洋务运动，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官僚控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用官场的游戏规则来经营企业，一群业余来玩技术活，失败是迟早的事。
小结
无论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还是集权专制在中国的发展，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特殊条件。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各国曾一度纷纷追求集权专制，营造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在这方面，古代中国独占鳌头。随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历史的进步，集权专制已经落伍了，被各国纷纷抛弃。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向胡适发难：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复：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便是著名的“梁胡之问”。
小炒分析问题，始终有一个主旨：内因才是主因，外因是次要的。晚清的落后腐败，根本原因也在于自己，一个烂透的制度和一群愚昧的统治者，明明抱着一块板砖，却自认为是金砖，还把别人怀里的金砖当成是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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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