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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08-08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27分钟

他是研究死亡的行家。心脏的律动、肌理的构造、骨骼的位置、伤痕的走势……逝者们留下的最后谜题与证据,他一处也不放过。

自1953年从新中国第一届法医高级师资培训班毕业,近70年的时间,他把自己全部献给法医学——参与创办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建设新疆医学院病理教研室26年,成为南京市首批捐赠遗体的志愿者,95岁还坚守在教学、科研和检案一线。

死亡曾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他面前,直到真正到来。

7月13日,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人之一周雪良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根据遗愿,他的遗体将被捐献至母校南京医科大学。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人之一周雪良。受访者供图

“将生命的结果、正确的结果向法院反映”

2003年,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收到一份委托——它来自湖南省湘潭市某校音乐老师黄某的家属,这年2月,黄某被发现裸死在宿舍床上,此前鉴定认为黄某系疾病死亡,其男友不承担任何责任,黄某家属则认为其死亡是男方暴力强奸未遂导致,拒绝火化尸体,申请重新鉴定。

彼时,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通过最高院向全国公示,接受个人委托刚一年。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参与异地,特别是外省的鉴定本就十分困难,再加上当地公安已经进行过尸检,现实阻碍重重。

“在受到条件限制无法进行尸体解剖检验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文证审查方式进行法医病理学死因分析。”时任所长的王建文回忆,当时的周雪良退休后受聘重返司法鉴定一线岗位,作为颇有名气的法医病理学家,也参与了黄某的死因文审鉴定。

“我们审阅了本案的相关资料,包括照片和文书,指出原鉴定意见仅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腔窄一级/镜下有可疑风湿小体,就做出冠性/风性导致猝死的依据不足。”王建文说。

案情几经反复。2004年12月7日,此案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81岁的周雪良作为专家鉴定人之一赶到湖南接受法庭质证。法庭上,周雪良等人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出原鉴定存在的问题,认为想要进一步明确黄某的死因,有必要重新鉴定,对黄某的组织器官进行法医病理学复核检验。

最终,该案受湖南省高院委托,由最高院法医牵头,组织多位专家联合重新鉴定,证据得到了更充分的挖掘。2006年,法院认定男方虽然不属强奸罪,但须承担50%的民事责任,这也让社会鉴定机构走进公众视野,拓展了司法鉴定的路径和社会监督的窗口,促进科学严谨办案,确保司法公平正义。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在阅读专业书籍。受访者供图

周雪良对真相据理力争,让王建文印象深刻。在相处的40多年里,只要条件允许,周雪良一定要亲手查验尸体,从不妄下结论。他对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法医学系主任、司法鉴定所现任所长陈峰说过,“所有的辩解,在客观的证据面前都苍白无力。你说得不一定对,我说得也不一定对,我们都要找客观的证据。”

为了确证尸体是否有脑血管畸形破裂,周雪良可以花几个小时寻找破口。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散发出呛人的气味,80多岁的老教授和同事们头挨着头,围在标本前细致剥离、做灌水实验,直到在隐蔽的角落找到破口。

即使面对常理认定的困局,周雪良也不愿意放弃。他去图书馆一本一本翻找资料,或是请教其他系的老师,非得把原因弄清楚。

对于南京医科大学2018级法医系本科生祝怡文来说,周雪良给了他关于法医学最初的启示。那是在入学季的秋天,95岁的周雪良在寄语视频里,掰着手指一字一句地说:“踏踏实实做尸体解剖、做伤情鉴定、做物证检查。将生命的结果、正确的结果向法院反映。”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逝世后,学生们在朋友圈表达思念与敬意。受访者供图

“还逝者一个公正结果,我觉得很幸福”

做法医并非周雪良的第一志向。

周雪良幼时,父亲突患痢疾病逝,抛下他们母子四人,母亲又有慢性肺病,不久也辞世了。童年孤苦,又逢战乱,做医生成了周雪良的梦想,1946年,周雪良努力考入江苏医学院,即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

2017级基础医学系本科生赵林峰曾听周雪良讲过,大学毕业后,他还一直有做医生的愿望。但1951年,学业优秀的周雪良被选入新中国第一届法医高级师资培训班学习,受业于中国现代法医奠基人林几,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医学院任法医学助教。

“学医就是想给活人看病,结果怎么变成了整天看死人?”周雪良有些遗憾,但看到一个同样被分配当法医的女同学打了6次报告都被驳回,他只好接受:“既然定了,只有无条件服从。”

1958年,周雪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举家迁到新疆,扎根乌鲁木齐的新疆医学院。

在新疆的26年,周雪良很少提起。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暨司法鉴定所党支部书记、副教授冀强也只是偶然听人讲过,周雪良出现场时在无人区陷车,差点回不来。

“新疆医学院的法医学是周老一手带起来的。”冀强说,但在遥远的边疆,周雪良也失去了第一任妻子。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向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受访者供图

1982年,南京医学院(即更名后的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首届法医进修班开课。因母校人才匮乏,周雪良开始往返于新疆和南京授课。想要调回南京不容易,周雪良连写17封申请书,最终在1984年回到南京教书任职,先后承担过7届法医进修班的教学任务,如今不少学员已成为江苏省法医的中坚力量。

冀强还保留着周雪良亲手绘制的一张张小卡片——为了上法医培训课,周雪良一笔一划绘制了人体结构图谱。这是真正的幻灯片,把标注好的透明胶片放到幻灯机上,“咔嚓”一声就能投到黑板,“就像放电影一样。”

1987年,64岁的周雪良退休后又被母校返聘,此后多年一直是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授权签字人、司法鉴定人,并被聘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科学高级顾问、南京市公安局法医学技术顾问,为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建立法医病理室、培养人才。

他直到80多岁的时候还在出现场,95岁那年终于听从劝告,不再去学校工作。第二年,《法医秦明》作者秦明为了解中国现代法医奠基人林几,提出拜访周雪良,他爽快答应。在谈到曾经的老师时,96岁的周雪良要时常停下思考再缓慢应答,词汇也只剩下不断重复的“他人很好”,但谈到法医学,他又兴致勃勃地嘱咐:“法医专业任重道远,后辈要继续努力。”

没成为医生,周雪良似乎不那么遗憾了。他在晚年时说,“现在对比起来,医生看病人多,我看死人多;他们还病人一个健康身体,我还逝者一个公正结果,这也让我觉得很幸福。”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执着坚持。这是李开能想到的、最贴近周雪良的形容词。

李开2006年来到南京医科大学任教,十几年过去,他记忆中的周雪良,几乎每天都按时上下班。

早8点半,周雪良会准时坐在自己的位置。早期办公空间小,司法鉴定所的同事们挤在一个格子间里,属于周雪良的小方格靠窗朝阳,左侧高高堆着一摞专业书,右边放着待看的案子。桌上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一架显微镜,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干涩受不了,周雪良可以为了案子,看两个多小时都不疲倦。

按照程序,司法鉴定所的大部分报告,特别是病理类报告,都要经周雪良签字确认,他宁愿把午饭往后推,也要先签完报告,以免耽误工作。司法鉴定所正常的下班时间是四五点,在周雪良的时间表里,即使90多岁,加班到八九点也很常见。

王建文曾叫他搬进单独的办公室,不要挤在格子间里,但周雪良半开玩笑地拒绝,“和年轻人在一起热闹,阅片讨论也更方便。”

他阅片的时候,总有年轻人来请教,周雪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解答。但陈峰不记得周雪良因此红过脸,反而总是娓娓道来,“他看着你的眼神非常温暖,你会倍受鼓舞,不管多大的困惑,在他那儿都能迎刃而解。”

来请教的不仅有学生,还有从业多年的法医,周雪良会照顾不同人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来安排讲解内容。“他讲东西很详细。”陈峰说,周雪良总是会将表象背后的机理和散乱的知识点串起来,形成一个体系。

冀强记得有位同事刚开始做病理时,因为没有实践经验,对人死后的变化观察不准确。周雪良就在他的阅片记录上一张一张修改,没有多余的缝隙,他就远远画一根线出来,牵到空白处继续写。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李开曾和周雪良去过一次解剖现场。他们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当地已是下午3点多,周雪良穿上手术服指挥,帽子挡住一头白发,丝毫看不出已经87岁。晚上六七点解剖才算完成,讨论完回到南京已是凌晨,往常周雪良早已入睡,但他还是很兴奋,第二天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虽然已经高龄,但只要身体允许,周雪良还主动兼顾教学工作,即便要坐上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转线去另一个校区。

坐公交车通勤,也是周雪良的坚持。70多岁的时候,他会骑五六公里自行车到单位;年龄再长,家人、同事担心他有危险,说服他将通勤工具换成了公交车;司法鉴定所的后辈担心他,提出派车接送,但他直摆手,“我自己能走能跳,还认得路,干嘛要接送我呢?”还没等接他的车到,就已经挤上9路公交车走了。

妻子陶重燕知道周雪良并不总是像看起来这样的精力充沛,幼年贫困营养不足,中年又在边疆得了慢性胃炎,除了患有几十年的高血压、全身皮肤瘙痒,还曾因为胆管阻塞、氙气等疾病,做过几次凶险的手术。但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忍着,窝在办公室的躺椅睡个把小时,起身后接着搞案子。

95岁之后不再去学校工作的周雪良还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起床、午睡,侍弄花草,去楼下散步,看《海峡两岸》、关注体育比赛和国际新闻,饭后抢着刷碗,但冀强和陈峰发现,周雪良有时会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没用了。”

为了缓解周雪良的沮丧,冀强特意挑些有趣或难办的案子给他带去。相较之前,周雪良动作慢了,助听器也换了好几个,但分析案子依然一针见血。他不仅自己看,还要跟老伴儿一起讨论:“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

有时候陈峰去拜访周雪良,只要谈到工作,感觉他精神劲儿一下子又回来了,“他说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向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受访者供图

“最后一刻也要把自己献给法医学”

与周雪良相互陪伴的42年,陶重燕从没见过他带回额外的东西。书包是陈旧的,衣服也穿了又穿。

对待名利也是一样。从1998年到现在,两人住在陶重燕分配来的老房子里,每天都要上上下下爬四层楼梯,陶重燕没听过周雪良一句抱怨。曾经他们有机会住进更大的房子,但周雪良说,“有房子住就行了,就满足了。”

家里的地址、电话,周雪良从不告诉陌生人。陶重燕记得很早以前,有人找到家里,摸出厚厚的一沓纸币,请周雪良为他办案,往日和蔼的周雪良那天十分严肃:“你拿走,我们在单位谈,否则我不会给你办。”有人为了酬谢办好酒席邀请周雪良,他大多拒绝,实在推不开的,便以茶代酒,“不该拿的一分都不能拿。”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的荣誉证书和报道。受访者供图

陶重燕总是支持周雪良。结婚前,因为两人相差近10岁,陶重燕的家人反对,同事也不看好,“我就觉得周老师人好、良心好,处处想着别人。我跟他交谈、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服。是的,我态度坚决。”

结婚后,作为护士长的陶重燕工作愈发忙碌,参加国际会议、写论文、做研究,周雪良都乐意提出意见,生活上也处处照顾。讲课需要用图,周雪良就为陶重燕画出来;需要用书,周雪良就去买书、借书;搞研究时需要用尸体进行演练,周雪良就利用午休时间协调尸体;吃饭的时候有好菜,周雪良都会移到妻子面前,90多岁时还亲自下厨烧鱼给妻子吃。

“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从来没红过脸。” 陶重燕说。2016年,周雪良第三次写下遗嘱,把两人生活了18年的房子留给他的燕子。

这是他们最珍惜的地方。还是毛胚房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周雪良骑着自行车去挑瓷砖、买家具,一点一滴装扮起来。他不知从哪里扛回一个木制的大凳,摆在晒台,晾衣服时可以一脚踩上去;东南向的屋子阳光过分充足,周雪良就搞了几张席子挂在窗外隔热;藤椅腿不灵了,他修修弄弄;家里缺什么,他就动脑筋补回来。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的遗体捐献证明。受访者供图

见惯了死亡,周雪良不畏惧死亡。他曾说“能活到98岁已经是顶点了。”“最后一刻也要把自己献给南医大,献给法医学。”

早在1998年,周雪良就在同是学医的哥哥嫂嫂的影响下,报名加入南京医科大学“志友”组织,成为了遗体志愿捐献者。陶重燕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偶然知道的,他们正聊着其他话题,周雪良随口提起这事,“我没有反对。”陶重燕说。

周雪良离开后,陶重燕还保持着两人以前的习惯,去取牛奶、读报纸、看《海峡两岸》。有时她踩在晒台的大凳,看见窗上的挂帘,都会想起周雪良——这个屋子里,“处处都有他的痕迹。”

一生献给法医学的周雪良: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

7月15日,周雪良的追思会及遗体告别仪式在在南京医科大学举行。受访者供图

怀念周雪良的人还有很多,人们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在朋友圈里悼念,赵林峰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学生回忆着周雪良的言行和教诲,他将之称为“一个老人生命最后依然在影响着无数年轻的新力量。”

周雪良逝世的第二天,2020级基础医学系本科学生谭心仪接到制作追思视频的任务。她从未见过周雪良,但还是被“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打动了:“周老一辈子都在做这件让他觉得幸福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吴静涵

编辑 刘倩

校对 吴兴发

(责任编辑: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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