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研究死亡的行家。心脏的律动、肌理的构造、骨骼的位置、伤痕的走势……逝者们留下的最后谜题与证据，他一处也不放过。
自1953年从新中国第一届法医高级师资培训班毕业，近70年的时间，他把自己全部献给法医学——参与创办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建设新疆医学院病理教研室26年，成为南京市首批捐赠遗体的志愿者，95岁还坚守在教学、科研和检案一线。
死亡曾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他面前，直到真正到来。
7月13日，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人之一周雪良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根据遗愿，他的遗体将被捐献至母校南京医科大学。
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人之一周雪良。受访者供图
“将生命的结果、正确的结果向法院反映”
2003年，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收到一份委托——它来自湖南省湘潭市某校音乐老师黄某的家属，这年2月，黄某被发现裸死在宿舍床上，此前鉴定认为黄某系疾病死亡，其男友不承担任何责任，黄某家属则认为其死亡是男方暴力强奸未遂导致，拒绝火化尸体，申请重新鉴定。
彼时，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通过最高院向全国公示，接受个人委托刚一年。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参与异地，特别是外省的鉴定本就十分困难，再加上当地公安已经进行过尸检，现实阻碍重重。
“在受到条件限制无法进行尸体解剖检验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文证审查方式进行法医病理学死因分析。”时任所长的王建文回忆，当时的周雪良退休后受聘重返司法鉴定一线岗位，作为颇有名气的法医病理学家，也参与了黄某的死因文审鉴定。
“我们审阅了本案的相关资料，包括照片和文书，指出原鉴定意见仅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腔窄一级/镜下有可疑风湿小体，就做出冠性/风性导致猝死的依据不足。”王建文说。
案情几经反复。2004年12月7日,此案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81岁的周雪良作为专家鉴定人之一赶到湖南接受法庭质证。法庭上，周雪良等人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出原鉴定存在的问题，认为想要进一步明确黄某的死因，有必要重新鉴定，对黄某的组织器官进行法医病理学复核检验。
最终，该案受湖南省高院委托，由最高院法医牵头，组织多位专家联合重新鉴定，证据得到了更充分的挖掘。2006年，法院认定男方虽然不属强奸罪，但须承担50％的民事责任，这也让社会鉴定机构走进公众视野，拓展了司法鉴定的路径和社会监督的窗口，促进科学严谨办案，确保司法公平正义。
周雪良在阅读专业书籍。受访者供图
周雪良对真相据理力争，让王建文印象深刻。在相处的40多年里，只要条件允许，周雪良一定要亲手查验尸体，从不妄下结论。他对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法医学系主任、司法鉴定所现任所长陈峰说过，“所有的辩解，在客观的证据面前都苍白无力。你说得不一定对，我说得也不一定对，我们都要找客观的证据。”
为了确证尸体是否有脑血管畸形破裂，周雪良可以花几个小时寻找破口。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散发出呛人的气味，80多岁的老教授和同事们头挨着头，围在标本前细致剥离、做灌水实验，直到在隐蔽的角落找到破口。
即使面对常理认定的困局，周雪良也不愿意放弃。他去图书馆一本一本翻找资料，或是请教其他系的老师，非得把原因弄清楚。
对于南京医科大学2018级法医系本科生祝怡文来说，周雪良给了他关于法医学最初的启示。那是在入学季的秋天，95岁的周雪良在寄语视频里，掰着手指一字一句地说：“踏踏实实做尸体解剖、做伤情鉴定、做物证检查。将生命的结果、正确的结果向法院反映。”
周雪良逝世后，学生们在朋友圈表达思念与敬意。受访者供图
“还逝者一个公正结果，我觉得很幸福”
做法医并非周雪良的第一志向。
周雪良幼时，父亲突患痢疾病逝，抛下他们母子四人，母亲又有慢性肺病，不久也辞世了。童年孤苦，又逢战乱，做医生成了周雪良的梦想，1946年，周雪良努力考入江苏医学院，即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
2017级基础医学系本科生赵林峰曾听周雪良讲过，大学毕业后，他还一直有做医生的愿望。但1951年，学业优秀的周雪良被选入新中国第一届法医高级师资培训班学习，受业于中国现代法医奠基人林几，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医学院任法医学助教。
“学医就是想给活人看病，结果怎么变成了整天看死人？”周雪良有些遗憾，但看到一个同样被分配当法医的女同学打了6次报告都被驳回，他只好接受：“既然定了，只有无条件服从。”
1958年，周雪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举家迁到新疆，扎根乌鲁木齐的新疆医学院。
在新疆的26年，周雪良很少提起。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暨司法鉴定所党支部书记、副教授冀强也只是偶然听人讲过，周雪良出现场时在无人区陷车，差点回不来。
“新疆医学院的法医学是周老一手带起来的。”冀强说，但在遥远的边疆，周雪良也失去了第一任妻子。
周雪良向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受访者供图
1982年，南京医学院（即更名后的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首届法医进修班开课。因母校人才匮乏，周雪良开始往返于新疆和南京授课。想要调回南京不容易，周雪良连写17封申请书，最终在1984年回到南京教书任职，先后承担过7届法医进修班的教学任务，如今不少学员已成为江苏省法医的中坚力量。
冀强还保留着周雪良亲手绘制的一张张小卡片——为了上法医培训课，周雪良一笔一划绘制了人体结构图谱。这是真正的幻灯片，把标注好的透明胶片放到幻灯机上，“咔嚓”一声就能投到黑板，“就像放电影一样。”
1987年，64岁的周雪良退休后又被母校返聘，此后多年一直是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授权签字人、司法鉴定人，并被聘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科学高级顾问、南京市公安局法医学技术顾问，为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建立法医病理室、培养人才。
他直到80多岁的时候还在出现场，95岁那年终于听从劝告，不再去学校工作。第二年，《法医秦明》作者秦明为了解中国现代法医奠基人林几，提出拜访周雪良，他爽快答应。在谈到曾经的老师时，96岁的周雪良要时常停下思考再缓慢应答，词汇也只剩下不断重复的“他人很好”，但谈到法医学，他又兴致勃勃地嘱咐：“法医专业任重道远，后辈要继续努力。”
没成为医生，周雪良似乎不那么遗憾了。他在晚年时说，“现在对比起来，医生看病人多，我看死人多；他们还病人一个健康身体，我还逝者一个公正结果，这也让我觉得很幸福。”
周雪良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执着坚持。这是李开能想到的、最贴近周雪良的形容词。
李开2006年来到南京医科大学任教，十几年过去，他记忆中的周雪良，几乎每天都按时上下班。
早8点半，周雪良会准时坐在自己的位置。早期办公空间小，司法鉴定所的同事们挤在一个格子间里，属于周雪良的小方格靠窗朝阳，左侧高高堆着一摞专业书，右边放着待看的案子。桌上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一架显微镜，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干涩受不了，周雪良可以为了案子，看两个多小时都不疲倦。
按照程序，司法鉴定所的大部分报告，特别是病理类报告，都要经周雪良签字确认，他宁愿把午饭往后推，也要先签完报告，以免耽误工作。司法鉴定所正常的下班时间是四五点，在周雪良的时间表里，即使90多岁，加班到八九点也很常见。
王建文曾叫他搬进单独的办公室，不要挤在格子间里，但周雪良半开玩笑地拒绝，“和年轻人在一起热闹，阅片讨论也更方便。”
他阅片的时候，总有年轻人来请教，周雪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解答。但陈峰不记得周雪良因此红过脸，反而总是娓娓道来，“他看着你的眼神非常温暖，你会倍受鼓舞，不管多大的困惑，在他那儿都能迎刃而解。”
来请教的不仅有学生，还有从业多年的法医，周雪良会照顾不同人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来安排讲解内容。“他讲东西很详细。”陈峰说，周雪良总是会将表象背后的机理和散乱的知识点串起来，形成一个体系。
冀强记得有位同事刚开始做病理时，因为没有实践经验，对人死后的变化观察不准确。周雪良就在他的阅片记录上一张一张修改，没有多余的缝隙，他就远远画一根线出来，牵到空白处继续写。
周雪良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李开曾和周雪良去过一次解剖现场。他们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当地已是下午3点多，周雪良穿上手术服指挥，帽子挡住一头白发，丝毫看不出已经87岁。晚上六七点解剖才算完成，讨论完回到南京已是凌晨，往常周雪良早已入睡，但他还是很兴奋，第二天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虽然已经高龄，但只要身体允许，周雪良还主动兼顾教学工作，即便要坐上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转线去另一个校区。
坐公交车通勤，也是周雪良的坚持。70多岁的时候，他会骑五六公里自行车到单位；年龄再长，家人、同事担心他有危险，说服他将通勤工具换成了公交车；司法鉴定所的后辈担心他，提出派车接送，但他直摆手，“我自己能走能跳，还认得路，干嘛要接送我呢？”还没等接他的车到，就已经挤上9路公交车走了。
妻子陶重燕知道周雪良并不总是像看起来这样的精力充沛，幼年贫困营养不足，中年又在边疆得了慢性胃炎，除了患有几十年的高血压、全身皮肤瘙痒，还曾因为胆管阻塞、氙气等疾病，做过几次凶险的手术。但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忍着，窝在办公室的躺椅睡个把小时，起身后接着搞案子。
95岁之后不再去学校工作的周雪良还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起床、午睡，侍弄花草，去楼下散步，看《海峡两岸》、关注体育比赛和国际新闻，饭后抢着刷碗，但冀强和陈峰发现，周雪良有时会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没用了。”
为了缓解周雪良的沮丧，冀强特意挑些有趣或难办的案子给他带去。相较之前，周雪良动作慢了，助听器也换了好几个，但分析案子依然一针见血。他不仅自己看，还要跟老伴儿一起讨论：“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
有时候陈峰去拜访周雪良，只要谈到工作，感觉他精神劲儿一下子又回来了，“他说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周雪良向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受访者供图
“最后一刻也要把自己献给法医学”
与周雪良相互陪伴的42年，陶重燕从没见过他带回额外的东西。书包是陈旧的，衣服也穿了又穿。
对待名利也是一样。从1998年到现在，两人住在陶重燕分配来的老房子里，每天都要上上下下爬四层楼梯，陶重燕没听过周雪良一句抱怨。曾经他们有机会住进更大的房子，但周雪良说，“有房子住就行了，就满足了。”
家里的地址、电话，周雪良从不告诉陌生人。陶重燕记得很早以前，有人找到家里，摸出厚厚的一沓纸币，请周雪良为他办案，往日和蔼的周雪良那天十分严肃：“你拿走，我们在单位谈，否则我不会给你办。”有人为了酬谢办好酒席邀请周雪良，他大多拒绝，实在推不开的，便以茶代酒，“不该拿的一分都不能拿。”
周雪良的荣誉证书和报道。受访者供图
陶重燕总是支持周雪良。结婚前，因为两人相差近10岁，陶重燕的家人反对，同事也不看好，“我就觉得周老师人好、良心好，处处想着别人。我跟他交谈、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服。是的，我态度坚决。”
结婚后，作为护士长的陶重燕工作愈发忙碌，参加国际会议、写论文、做研究，周雪良都乐意提出意见，生活上也处处照顾。讲课需要用图，周雪良就为陶重燕画出来；需要用书，周雪良就去买书、借书；搞研究时需要用尸体进行演练，周雪良就利用午休时间协调尸体；吃饭的时候有好菜，周雪良都会移到妻子面前，90多岁时还亲自下厨烧鱼给妻子吃。
“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从来没红过脸。” 陶重燕说。2016年，周雪良第三次写下遗嘱，把两人生活了18年的房子留给他的燕子。
这是他们最珍惜的地方。还是毛胚房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周雪良骑着自行车去挑瓷砖、买家具，一点一滴装扮起来。他不知从哪里扛回一个木制的大凳，摆在晒台，晾衣服时可以一脚踩上去；东南向的屋子阳光过分充足，周雪良就搞了几张席子挂在窗外隔热；藤椅腿不灵了，他修修弄弄；家里缺什么，他就动脑筋补回来。
周雪良的遗体捐献证明。受访者供图
见惯了死亡，周雪良不畏惧死亡。他曾说“能活到98岁已经是顶点了。”“最后一刻也要把自己献给南医大，献给法医学。”
早在1998年，周雪良就在同是学医的哥哥嫂嫂的影响下，报名加入南京医科大学“志友”组织，成为了遗体志愿捐献者。陶重燕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偶然知道的，他们正聊着其他话题，周雪良随口提起这事，“我没有反对。”陶重燕说。
周雪良离开后，陶重燕还保持着两人以前的习惯，去取牛奶、读报纸、看《海峡两岸》。有时她踩在晒台的大凳，看见窗上的挂帘，都会想起周雪良——这个屋子里，“处处都有他的痕迹。”
7月15日，周雪良的追思会及遗体告别仪式在在南京医科大学举行。受访者供图
怀念周雪良的人还有很多，人们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在朋友圈里悼念，赵林峰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学生回忆着周雪良的言行和教诲，他将之称为“一个老人生命最后依然在影响着无数年轻的新力量。”
周雪良逝世的第二天，2020级基础医学系本科学生谭心仪接到制作追思视频的任务。她从未见过周雪良，但还是被“能还逝者一个公正，我觉得很幸福”打动了：“周老一辈子都在做这件让他觉得幸福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吴静涵
编辑 刘倩
校对 吴兴发
（责任编辑: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