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ID：caimao_shuangquan）
前段时间，腾讯在网上放出来不少月薪2、3万的岗位。
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啥呢？其实就是芯片研发。从芯片设计、到芯片架构再到芯片验证，几乎覆盖了芯片生产之前的每个步骤，幸好没带上光刻机，不然都能自己架条产线了。
按照公司给出的说法，这只是基于一些业务的需要、在特定领域内做的一些研发尝试，并不是市场盛传的所谓“决心为国争光、大举进军芯片产业”。
说得通俗点，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省钱。
对互联网行业来说，芯片几乎算刚需。从手机到电脑，再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用芯片的地方那是越来越多，功能和要求越来越复杂、委托别家公司设计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比如在业内一直就有个叫“英特尔税”的说法，说是在他们的CPU中有不少“自己强加的设计性能瓶颈”，用几年就得买新产品“更新换代”，说白了就是让你多花钱。
想不花冤枉钱，那就得自己搞。
相比生产制造来说，芯片设计所消耗的资源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花十几亿买光刻机可能有点肉疼，但花几百万养一些工程师还是没啥压力的。
多方权衡之下，腾讯的选择也就很好理解了。
其实在腾讯之外，剩下的几家互联网巨头们也都有过类似的尝试。比如百度搞了个昆仑芯，阿里弄了个平头哥，字节也从年初开始组建自己的芯片研发团队……
照这个趋势来看，以后国内的芯片设计岗位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被卡脖子的芯片行业来说，这确实一个喜人的信号。只要有钱、有人、有市场，这世界上还真没什么事情是华人做不到的。
最起码在芯片设计领域，华人一直是业内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自从芯片设计和生产分家后，IBM、英特尔等传统巨头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很多华人创办的芯片公司顺势就成了各个细分领域的领军者。
比如黄仁勋在1993年创办的英伟达，就是显卡和AI芯片领域内的老大。
黄仁勋是台北人，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就成了AMD的一名芯片工程师。凭借着独到的战略眼光，英伟达通过押注图形处理，逐渐取代英特尔成了美国第一大芯片公司。
（英伟达市值超英特尔 彭博社）
最牛的时候，他甚至提出了能跟“摩尔定律”抗衡的“黄氏定律”——随着GPU的性能不断发展，AI性能将以逐年翻倍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台湾的联华电子也在酝酿着“分家”。
当时的很多晶圆代工厂都有自己的设计部门，一边代工、一边设计，算是多一个收入来源。但在客户的眼里，这种投机操作有剽窃技术的嫌疑，于是纷纷对代工厂施压要求设计和代工分开运营。
眼看着质疑声越来越大，联华电子不得不剥离了自己旗下的芯片设计业务。
1997年，蔡明介带着一个团队成立了联发科；同样是在这一年，联电商用产品事业部也宣布独立运营，这即是联咏科技的前身；瑞昱半导体也是由联电的工程师创办的。
就算是在“血统纯正”的美国芯片公司中，华人的力量也同样不容小觑。
从2008年到2014年间，接连换了4任白人CEO的AMD也没能扭转股价和经营上的颓势。直到华人苏姿丰博士接手之后，这家老牌芯片设计公司才真正杀回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再算上由印尼华侨创办的芯片设计公司迈威，由美籍华人彭胜利担任CEO的赛灵思，以及被安华高收购的博通，当今世界上排名前十的芯片设计公司里，有八家都是由华人掌舵。
尽管世界前十里占去了八位，但这点成绩显然不能让华人CEO们心满意足。
最起码，前面还有个高通在那杵着，既是竞争对手、又是绊脚石，没事还喜欢拿专利的事情跟人打官司，所以大伙也都看他不太爽，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收购高通的心思。
从时间上来看，最先出手的是看起来实力最强的博通。
2017年的时候，博通宣布将总部从新加坡搬到美国，这不仅带去了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营收，更为当地创造了不少投资机会和就业岗位，可给特朗普开心坏了，还特地上电视表扬了下博通。
没想到，这群人一转身就在他背后捅了一刀。按照博通当时的想法，既然自己已经成了“美国公司”，那你总不能再对并购说三道四了吧？
就在搬家之后，博通立马对高通发起了收购要约，甚至还开出了高达1300亿美元的夸张报价，远远高出高通1100亿美元的市值。
要不是气急败坏的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名出手叫停，高通可能真的要改姓了。
在收购、并购这些资本运作之外，市场上的竞争也颇有一点群殴的味道。比如联发科就盯着高通的手机芯片业务穷追猛打，AMD和英伟达更是死死咬着英特尔不松口……
“对外”杀伐果断，华人芯片帮内部竞争起来更是毫不手软。
尤其是在显卡领域，黄仁勋和苏姿丰之间就在明争暗斗的同时金句频出。比如黄仁勋就在一次发布会后直言AMD的产品性能糟糕，而苏姿丰则暗示英伟达老大只会强行抹黑。
有意思的是，这俩老对头之间还有着不浅的渊源。
早些年就有某不靠谱媒体爆料，说苏姿丰和黄仁勋属于沾亲带故的表亲，甚至还煞有介事得配上了图片、改掉了维基百科上的词条。
到底是不是舅舅和外甥女不好说，但俩人的处事风格倒是真的有点像。
如果光是华人CEO给力也就罢了，关键是工程师们也挺靠谱。早年曾有人统计过这样一组数据：
在硅谷有8000多家电子、软件、通讯类公司，其中3000多家企业是由华人或印度人工程师担任主要职务，其中华人员工数更是多达25万人。
而在一次公开采访中，中微半导体的尹志尧也提到过全球半导体材料专家的前六名几乎都是华人，甚至就连5nm、3nm芯片的三极管结构，也都是华人教授胡正明提出来的。
不过考虑到年代久远带来的记忆偏差，尹教授所说的可能稍有出入，毕竟在全球顶尖的100位材料科学家中间，华人的比例的确不小。
正是凭借着出众的技术水平，以及写在种族天赋里的勤劳能干，华人工程师慢慢成了半导体行业的中流砥柱，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多的。
相比之下，国内芯片的发展就落后了许多。
尽管起步不算太过落后，但由于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咱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被欧美、日韩拉开了不小的差距，最终陷入了被卡脖子的尴尬境地之中。
虽然这中间也有过海思以及一些新生的独角兽不断崛起，但从行业和人才技术的角度来看，卡脖子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都没法改变。
尤其是在国际形势波云诡谲的今天，芯片制造上游仍然被海外公司牢牢把控，这仍然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兴、华为就是两个最直观的例子——光有技术和市场，政策风险仍然存在。
毕竟对半导体产业来说，搞定芯片设计才是第一步，后面除了要做架构、做验证等等，还要搞定全部的生产线才行，也就是要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
就像最近流传的一份路演笔记中写到的那样，在基本发展道路上，咱们已经抛弃了“美国道路”、转向了“德国道路”，即通过发展制造业带动GDP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重制造、轻服务”已经成为未来三至五年，甚至五至七年的基本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搞不好这就是最近互联网巨头、白酒医美暴跌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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