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洪武「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3-14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明确要求。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回顾贵州省红色金融史，对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使命，做好贵州当前和未来金融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征时期红色金融的黔行播种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距遵义会议会址不远处，是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这个用肩挑起的、世界上最小的银行，随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仅停留了短短12天，却创造性地完成了苏维埃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工作。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次纸币发行，谱写了“一张买猪条”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黔北大地播下了红色金融的种子，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考虑到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利益，严格规定长征途中不许发行和使用苏币。但到达遵义后，为改善当地群众的生存现状，补给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申请中央批准，决定利用部队在遵义休整期间发行“红军票”，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用于购置各种物品，离开时收回。
为方便群众和红军战士兑换苏维埃银币券，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置了6个兑换点，在遵义城周边有红军部队驻扎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及湄潭等县城设立了19个兑换点，摆放大量食盐、香烟、生活日用品和银币供群众兑换。
同时，红军在各处人流聚集的地方张贴布告：“我军以低廉价格供应食盐，购买我军发放的食盐只能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每一元纸币可以购买一斤。”这在遵义城内引起巨大的轰动，群众都想尽办法将手中的物品换成银元，再将银元兑换成苏维埃纸币，然后用苏维埃纸币去购买宝贵的食盐。一时间，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书店都热闹非凡，市场繁荣程度远超红军抵达前的景象。当时在遵义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
红军在遵义仅停留12天即离开了。因还有一部分苏维埃纸币在老百姓手中未收回，林伯渠、毛泽民等人商量，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影响。为了使遵义城的商人、小贩在经济上不受损失，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老城犹国材的公馆和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兑换处；在乡村，凡有红军部队营以上机关的驻地，大多设了兑换点。
由于时间紧迫，行长毛泽民还亲自挑着银元送到各兑换点。这样的兑换工作从前一天晚上持续开展到第二天凌晨天明，直到部队全部撤出遵义，国家银行的同志才随之离开。许多群众都说：“红军好，红军不坑人，‘红军票’值钱。”更有群众因舍不得兑换而将“红军票”一直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
红色政权货币发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对经济规律的不断探求，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在黔初步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成立于1949年12月16日，时值省会贵阳解放刚满一个月。此时的贵州，匪患频繁，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人民政府一方面清匪反霸，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恢复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当时，贵州省金融业面临组建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市场、加强金融业管理、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等最急迫的任务。
随解放军南下和西进到贵州的银行干部当时有113人，是接管贵州银行业的领导和骨干力量。随着不断接管旧机构和接收旧机构工作人员，1950年7月，全省8个专区所在地，全部建立人民银行机构。截至1952年2月，全省所有的县都建立了人民银行县支行。此外，在乡一级选点试办了农村信用合作社。
为推进人民币发行，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采取设置兑换点、组织私营金银饰品业转业、收兑金银和外币、组织人民币下乡等措施，在推进人民币使用的同时保护群众利益。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两年里，全省累计发行人民币4300余万元（折合新人民币），基本上占领全省货币市场。
整顿金融乱象的行动也迅速推进。按照西南区行制发的《西南区管理典当业通则》，1950年9月至1951年初，整个典当业获准转业或停业。1950年初，贵州省人民政府规定各私营银行要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10月，按照西南区《整顿私营金融业实施办法》，贵阳市尚存的上海、和成两家公私合营银行清理结束，11月1日起停止营业。其原经营的存放业务，由人民银行省分行营业部中山西路办事处接办，合营银行员工全部由人民银行留用，自此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组建分支机构和发行人民币的同时，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还注意组织吸收社会存款，及时发放贷款。在农村，特别着力扶持分得土地的贫下中农，贷款帮助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困难，靠发展生产逐步改变贫困面貌。1952年末，全省人民银行存款余额5880万元，是1950年的3.7倍；各项贷款余额1770万元，是1950年的27.7倍，有力扶持了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为跟上农业合作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形势，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首先在各专区所在地建立县支行，接办中心支行经营的存、放、汇业务，中心支行专施督导之责。1956年完成按区建立营业所的任务。这样，一个从省到区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在贵州基本形成，银行结算网络延伸到区。
此外，由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负责组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55年完成乡乡建社任务，全省共建立5319个信用合作社，有职工8000人。
1978年7月，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革命委员会名称取消，恢复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名，贵州金融各项事业步入正轨。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市场逐步完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由此，人民银行经历了从双重职能的国家银行体制到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重大改革。
1979年1月至1985年3月，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工商银行(601398,股吧)的贵州省分行先后成立。1995年和2002年，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也先后成立，贵州金融体系不断丰富完善。
1984年1月1日起，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工作重心向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转移。1998年，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改革为所在地省会中心支行。1999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阳证券监督特派员办事处成立，后更名为贵州证监局。2000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阳特派员办事处成立，后更名为贵州保监局。贵州省“大一统”的传统银行体制格局逐渐发展成为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的功能齐全、互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银行在黔机构的职能和组织体系更趋专业化和法治化，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作出重要贡献。
不论职能变换还是名字更替，贵州省人民银行系统始终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从改革开放初期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治理通货膨胀、防范通货紧缩、加强对地方经济发展信贷支持力度，到21世纪初注重改善外汇管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稳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货币金银、国库核算管理、会计核算、金融统计等金融服务水平，为贵州经济金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工作甚至走在了全国前列，如在全国首批实现磁盘动作方式往来账的“天地对接”，成功实现“电子联行、天地对接”到县，解决了“天上三秒，地上三天”的瓶颈难题，加速了社会资金周转。2005年，圆满完成全国唯一的“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项目”试点工作，获得国务院有关领导重要批示并进行推广。
进入21世纪后，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贵州金融改革发展的主要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2003年10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正式挂牌成立，贵州省“一行三局”的金融管理体系正式形成。“一行三局”的金融监管模式，在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2007年抑制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初贵州严重冰雪凝冻灾害、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务实高效的协同战斗力。
此外，全省金融机构紧扣贵州实际，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和信贷政策效果评价体系，在保持全省金融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优化信贷结构，做好对三农、西部大开发、助学以及再就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了有针对性地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同时，贵州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发展，形成以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为主体的货币市场，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市场一起构成了贵州省日趋完备的现代金融市场。
党建引领开创贵州金融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金融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金融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紧扣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贵州省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不断提高金融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助力贵州“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为贵州经济增速连续十年保持全国领先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全省金融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2020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4.4万亿元，机构数量突破5400家，法人金融机构176家。2020年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量已突破6500亿元。目前，全省各项存、贷款余额已分别突破2.9万亿元、3.3万亿元。
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维护者。全省金融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摇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
当好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全省金融业建立了“政府主导、央行牵头、各方参与”的多频共振金融扶贫工作机制，制定10余项金融扶贫工作意见，探索多种金融扶贫新模式，推动形成“投入大、成本低、覆盖广、产品多、效果好”的金融大扶贫格局和金融精准扶贫的“贵州经验”。2020年末，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4533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14.1%。持续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引导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三去一降一补”、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20年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3755.5亿元、7425.4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42.67%、23%。
当好金融稳定的强力守护者。全省金融业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制定攻坚战实施方案，在全国率先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会商协调机制和经济金融领域国家安全协调机制，当好侦察兵，做到风险早识别、早研判，对辖区各类金融风险心中有数；当好前哨兵，做到风险早预警、早报告，对村镇银行风险化解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好排雷兵，做到风险早排查、早处置，风险化解处置工作得到人民银行总行肯定，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好金融改革的先锋探索者。全省金融业持续加强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推进和探索，烙上了“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贵州印记。2017年以来，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动36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入全国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建立省级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抓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积极支持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有效推动了全省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在全国率先出台金融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聚焦数字经济发展金融需求，在信贷、债券、股权方面“三箭齐发”，为贵州数字经济抢占先机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持。推动贵安新区成功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贵州生态文明实验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当好金融服务的优质提供者。深入推动农村支付服务环境转型升级，打造“政务信息+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站点，实现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全覆盖，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进一步提高。组建蒲公英金融志愿者队伍，多载体、多形式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打通金融消费维权和金融知识精准普及“最后一公里”。架设国库电子退税“高速公路”，实现企业退税极速办理，大幅节约企业时间成本和脚底成本。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加快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截至2020年末，全省已为782.6万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建档面达100%，共评定信用户722.2万户，占建档农户的92.3%。
时光镌刻足迹，历史照见未来。贵州金融史的红色本质，归根到底就是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对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作了进一步深刻阐述，要求贵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并对贵州下一步发展赋予了“四新”重大使命：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站在建党100周年历史交汇的新起点上，贵州金融业将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浸润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接续奋斗中书写红色金融史的新时代荣光。■
（责任编辑 植凤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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