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前，一位男性记者问波伏瓦，“有很多女性和男性说，你错过了一个关键的经验——母性。在这个层面上，你是‘残缺’的。”
波伏瓦回答道：“关于残缺的说法，我觉得很荒谬。因为这是对女人天然存在状态的一种假设。在这里，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活出女性气质，就跟男性气质一样，没有什么是残缺。只有你渴望的东西没有得到，才算残缺。但是，如果你并不渴望，那没有拥有就不是什么大事。没有孩子的男人永远也不会被说，没有父亲身份，就无法理解男性，就是残缺。”
这段采访揭示出长久以来围绕在“生育”话题的偏见：一是生育是只关女性的事；二是不生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
类似的偏见在今天依旧存在。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孩子就意味着经受旁人更为复杂的审视，也意味着与耻感长久斗争。在《最好的决定》一书中，编者梅根·多姆想要让大家看到：没有孩子的人和有孩子的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样态。
《最好的决定》收录并呈现了13位女性和3位男性关于“选择不生育”的坦诚思考与生活经验。如果生育是“自然”的选择，那么当一个人选择不生育，他/她的思考历程往往更为复杂与艰难。
“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为人母也好，不为人母也好，男人也好——只要是人，都有欠缺。无论现在或未来，所谓完美的人生都不存在，否则就等于放任一种危险的幻想——人可以没有遗憾地活一辈子。没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每个重大选择都有其利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也不管人们能不能认清现实。”书中作家的自白不仅是关于不生育的理由，也为生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参照。
《最好的决定》，[美] 梅根·多姆（编），于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原文作者 | [美] 珍妮·赛佛；[美]梅根·多姆（编）
摘编 | 青青子
一、清醒的决定
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寄一张母亲节贺卡——用蜡笔涂抹、用心装点的小卡片，出自尚不能娴熟控制的稚嫩小手。我永远不会在新生婴儿的小脸蛋上找到自己黄褐色眼眸或我丈夫浅绿色眼眸的遗传，也不会为谁唱摇篮曲。永远不会有我的孩子对我微笑，也不会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或结婚，或把亲手写的书题献给我。我死后不会留有继承人。
不孕症在新闻报道中屡被提及，已然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但我的情况不一样：我选择了这种命运。我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不生孩子。
我是在 1989 年受某杂志社约稿后写下这段话的，后来就引申为我的第一本书《超越母性：选择没有孩子的人生》。当时我四十二岁，结婚已有九年，从事精神分析已有十五年，正步入最后的关头：时不我予，必须尽快做出我人生中最艰难、最孤寂的抉择——我一直等到生育期即将结束才让自己铁了心——我写下这段话时泣不成声。当我看到这段话印成铅字刊登出来，意味着我的抉择铁板钉钉、确凿无疑时，我再次泪如雨下。
《超越母性》，[美]珍妮·赛佛著，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96年2月。
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再读这些文字时我已六十七岁——但愿这还不算真正的高龄，我依然会被字里行间毫不掩饰的力量所打动，还有痛苦，我曾指望用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方式加以消解、缓冲那种痛苦的打击力。当然，最初的情绪回潮般涌来，重遇年轻时的自己，我仍然感同身受，流下泪来。但对于我所做的决定，以及决定的方式， 随记忆而来的还有一种值得缅怀的骄傲和感恩之情，因为我现在领悟到了：正是因为如此抉择，我才能有这样的人生。
这篇文章讲述了困扰着那些刻意选择不生育的女性的强烈的耻辱感——不仅来自个人内心，也有外部文化留下的烙印，因而，我觉得必须以笔名发表这篇情真意切的私人分析成果（副标题就是“一位治疗专家的自我分析”）。我甚至还坚持要杂志社满足我一个完全无理的额外要求： 在八月刊上登出，因为心理医生们约定俗成都在八月休假，好像这样一来，就算有认识我的人读到这篇文章，也不会想到是我写的，因为我根本不在城里嘛。当时，我以为自己只是想要保护隐私，但现在我意识到了真正的动机：我用这种小把戏掩饰真实身份，是为了避免被病人们、同事们，还有亲朋好友认出我来——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我实在不想因此被他们指指点点，就像我不留情面地评判自己那样。对于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性，羞耻感是最难克服的一种情绪——因为你自私， 不像个女人，甚或不能生养。这种焦虑几乎要把我吞噬， 当然，早些年间，极少数决定反抗生儿育女的女性或许能够避免这种焦虑，因为要不要孩子与她们的身份认同并无关系。在生理上患有不孕症的人也有她们的焦虑和困扰， 但和我经历的挣扎体验又不一样，因为社会认同她们的心意是想生养的，亦即有正确的心态，因而不会质疑她们本质上完全是女性。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的意愿公布于众。
二、站出来为她们说话
自白式的文章好比一石激浪，我也没有准备好迎接汹涌而来的读者反馈。那篇文章登载于《七天》，这本杂志是一流的，可惜没有长久地办下去。就因为我那篇文章，杂志社破天荒地收到众多读者来信，比之前的任何一篇文章收到的读者来信都多。这个话题几乎从来没人写过，但很明显，有类似想法的女性一下子就发现：终于有人站出来为她们说话了。当然，杂志社也转给我另外几封陌生人的来信，都坚称我在妖言惑众，或有神经病，或两者兼有。其中有几封出自同行之手，那些愿意伸出援手的心理医生建议我进行分析治疗，切莫执迷不悟， 以免为时过晚。这场争论不适合胆小怕事的人，曾经如此，依然如此。但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必须就这个话题写本书。
在我的病人和朋友们中，让那些决定不生养的女性最纠结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因此抱憾终身？日后，她们的心会不会空空落落，她们的家会不会太安静？她们和生儿育女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共同话题？ 她们和未来的新世代之间将有怎样的关联？她们会不会感觉自己是完整的女人？等到别人三代同堂了，没有天伦之乐的她们怎么能忍受那种冷清？她们要把遗产留给谁？这些问题显然令我苦恼。因此，我用几年时间把那篇文章扩展为一本书，尽可能多地采访了很多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最终完成的五十篇访谈中，有五篇的访谈对象是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她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我需要了解：几十年后，她们有没有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以及在那个年代——女人对生养之事几乎没有掌控权，遑论决定要不要生养——做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激进抉择是什么感觉？她们是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在可靠的避孕措施尚未普及之前做出这种抉择的，和如今的世界相比，当时的社会更不可能认同这种异类。但她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心满意足。她们不惧怕老而无后（很多人提到：养儿也未必能防老），她们对伴侣和自己都很满意，而且，相当打动人心的是：她们都为自己拥有独立精神而自豪。
珍妮·赛佛
1996 年，第一波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已年过五十。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列举了自己研究已久的无子化课题的一些成果，并写道：那些有意识这样选择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从始至终的坚持而悲痛欲绝；事实上，她们对自己的抉择及其后果都很满意。2014 年，我这一代，也就是婴儿潮那代人的最后一波，也开始纷纷踏入五十岁。我真心希望，这代人中刻意选择无子女的人也能心安理得、平静无忧把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走下去。
决定不为人母，就将永远不为人母。要在如此根本性的问题上，清醒地做出和自己的过去、社会的期待纠缠相系的抉择，还要考虑到女性气质、人生目标，这需要你意志坚定；任何与主流背道而驰的做法都要用尽心力。生育期过去后，除非你去领养或找人代孕，否则就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我要凭直觉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是如何影响我的命运和自我认知的？现在的我六十七岁，这个决定的余波又将如何影响我的未来？
在二十五年后再次探讨这个话题，我感到如释重负，也很乐意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半点儿犹疑：我选择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做出决断的那五年里，我承受了严重的焦虑，自我怀疑，悲伤，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极度矛盾的犹疑。但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用在重新审视并真正接纳我早在内心做出的决定上。当我用尽了借口，却依然对怀孕生养毫无兴趣，我意识到这一点，转折就出现了，我终于能告诉自己：“我并不是真的想生孩子；我想要的是‘想要生孩子’这种欲望。”我渴望像别人那样渴望生养，但我必须面对事实：我不想。这就意味着， 我必须想通：我将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和大多数女性迥然相异；事实上也意味着，我对幸福和圆满的需求已将她们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排除在外了。我要面对自己的每一种感受，不管那有多么痛苦。要走上这条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需要我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我本该有或希望自己有却偏偏没有的感受。只有这样，我才能为自己失去的、亲自摒除的可能性而悲痛；为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感到悲痛，这才是有益身心的事。这样想，让我感觉好多了。
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个支持我的丈夫。他本可以有另一种样貌的家庭，但他很现实地感受到：因为母性远比父性更包容更彻底，最终，生不生孩子只能由我来抉择。他很明确地表示，对他而言，与我共度此生才是头等大事。这种态度是我爱他的诸多理由之一。因此，在过去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享受到的智力、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是相当难得的。
电影《美国情人》剧照。
其后的那些年里，我接受了一种想法：我完全可能成为比我想象中更好、更快乐或更智慧的妈妈，哪怕有所忧虑。我只能凭推测猜想自己需要随心所欲的感受，但当时的我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事实显然证明了：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自由——当我想要（环游世界，睡到中午，出门下馆子，或偶尔心血来潮去看场午夜场电影）的时候就能付诸行动；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我和丈夫的情感关系；可以全身心投入精神分析专家和作家的双重职业生涯。我发现自己最初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我不想夹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间，尤其是由我生养的人。我很高兴自己从没进过迪士尼乐园（或因为没有带谁去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和几位家长协商孩子们的游戏时间而操心，往远了说——也不用担心网络黄赌毒之类的糟粕侵害青春期的孩子，这些看起来都不过是鸡毛小事，但真的让我很欣喜。对于这些没经历过的事，我毫不遗憾，也不期待。我也不觉得这是自私或是“不结果的荒地”——前人常常这样形容不生养的女性（然而，并没有与此对等的称呼去指代没有孩子的男性）。多亏了我在中年的前半段做出了清醒的抉择，当陌生人在司空见惯的闲聊开场白时问出那个让很多没有孩子的女性尴尬的问题“你有几个孩子”，我才能用不带自卫感的口吻，微笑地回答：“一个也没有。我不适合当妈。”
三、坚定的立场——“坚决不”
这个抉择的过程本身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产生了超乎我想象的影响，也远远超越了“要不要当妈”这个问题。那让我有了坚定的立场：我称之为“坚决不”。对此我的定义是，经过严肃的全盘考虑后，你发现那不适合你，就要拒绝采取某种行动。
“坚决不”，意味着你要有拒绝的态度，并拒绝采取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标准行为（比方说，总是原谅他人的过错，或是不假思索地谨遵医嘱）。“坚决不”也常常意味着同意：同意那些或许并不普遍但实际上和你本人的想法、感受完全一致的观点。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认识才能得到这种结论。任何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决定都不是反叛之举，而是意愿清晰的自我认知：坚定地站在代表你的利益的立场上。
拒绝采取那些违背你的良好意愿的行为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某种反应。而且，你要支持真正的自己——而非理所应当的那个你——才能主张自己的利益，你必须面对自己的真相，不管那是什么感觉，或暗示了什么。
“坚决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的基础。它已成为我的生命哲学的基石、我治愈病人的柱石。它启迪了我，让我在五本书中循序渐进地挑战“禁忌话题”，表明特立独行的立场；当我罹患两次重病时，它也帮我保住了自我的真实。《超越母性》为我铺平了这条道路。
满世界都是生儿育女的女性，那么，一个选择不生养的女人该如何与这样的世界共处？对后代来说，母亲非常重要，而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有那种程度的重要性—— 不论对任何人， 甚至对我的病人们来说都没那么重要。我放弃了宝贵的经验和亲缘关系，因而才能拥有我更想要的别种体验。但我也找到了让自己对下一代来说很重要的办法。有些女性和我一样做出了这个抉择，她们很乐于成为姑姑或阿姨，或是好朋友的孩子们生活中的特别的成年朋友，可惜我没有机会当一个孩子的姑姑、阿姨、干妈或教母，但这类角色也许非常适合我。但大体来说，置身年幼的孩子们中间我从来都不自在，印象中只有我在大学附属儿童精神病院工作时遇到的一个七岁的女孩算是例外， 很难忘。在我的职业领域里， 为年轻人当榜样、成为良师益友是我得到满足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为年轻女性做分析治疗，帮助她们塑造拥有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能力的人生。虽然我没有生孩子，但这不能阻挡我帮到许多女性在母性问题上做出抉择——既有选择生养的，也有选择放弃的，更不会阻碍我充分理解母亲们的感受，这让我很高兴。虽然隔了一层，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病人的孩子们，能为他们的父母提出好建议， 让父母更理解他们，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电影《美国情人》剧照。
最近重读了自己十几岁时的日记，有一篇是为读书报告做准备写的，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早在 1963 年就开始考虑这辈子不生儿女了。十六岁的我这样写道：“我已经决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好像女人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话，但一语成谶。我那时就知道了啊！早在我不得不做出选择之前。我只是不记得自己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妈妈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我将自己的抉择在书中公布于众了，所以，《超越母性》一书出版时，我很担心她会觉得被我轻忽、否定了。但恰恰相反，她高兴极了。原来她一直希望我成为作家，这种期冀甚至胜于她想要我为人母的渴望，她因此非常自豪。以前我总觉得她以自己的需求为标准来压制我，但那时终于明白了，为了鼓励我独立思考，她付出了更多努力。我将那本书题献给了她。
四、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
自从我加入选择不生养的女性群体，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整体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群体的人数增加了——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时，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性占育龄女性总数的比例上升 10% 左右，这个人数仍在上升，而且她们更坦诚，更愿畅所欲言，不再会用带歉意或自卫式的辩护词——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但是，我不会去假想人类天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个体的痛楚依然存在，她们依然会陷入母性的两难取舍，这是我从前来向我寻求帮助的病人们身上发现的事实。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人倾诉，曾经折磨过我，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且没有所谓答案的问题也在折磨她们。如果你没有提前拒绝质疑，或无意识地全盘接受，你就必须捱过这段艰苦的追问，找到自己的立场，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选择。这件事，从来都不轻松。
和过去相比，有些事已今非昔比——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2013 年 8 月，《时代》周刊有史以来第一次策划了有关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封面专题报道。大标题是
《此生无子女：拥有一切，意味着没有子女》，题图上有一对时髦光鲜、性感迷人、笑吟吟的（异性恋）夫妇，他们穿着泳衣，躺在沙滩上，轻轻松松毫无负担。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议题终于得到了关注。回到 1996 年，《时代》周刊有位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编辑就《超越母性》一书采访过我。但她的顶头上司撤下了那篇访谈，因为他显然不能接受我把无子女的女性描述为硕果累累、女性气息十足的女人。他认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说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她们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本周刊直到2013 年才再次触碰这种现象。
虽然我看到那篇报道时挺开心的，但其暗示的内容还是让我忧心，类似“拥有一切”“没有子女”这样看似乐观的标签式口号好像在暗示：否认自己失去了一部分，就能让问题彻底消失，或是反过来讲：承认失去就意味着你会感觉自己不完整。作者带着愉悦的语调断言：“拥有一切，但不意味要生个宝宝，这些女人正在创建一种全新的女性范本。”
电影《弗兰西丝·哈》剧照。
问题在于：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为人母也好，不为人母也好，男人也好——只要是人，都有欠缺。无论现在或未来，所谓完美的人生都不存在，否则就等于放任一种危险的幻想——人可以没有遗憾地活一辈子。没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每个重大选择都有其利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也不管人们能不能认清现实：没有哪个母亲能有彻底、延续终生的自由，而自由对我的幸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将永远无法体会母子间的亲密感， 或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损失—— 包括失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事，没有人能拥有一切。
我认识一位深思熟虑的母亲，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中断了自己的法律事业，在读过我的书之后，她将真心话写在信里，寄给了我：“我常常想到你——你周游异国，你追求事业上的抱负——简而言之，你作为成年人的生活。城郊的亲子生活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很美好，有一些宝贵的瞬间美妙之极，让我不禁凝神屏息。然而，这也是一种极度受限的存在方式。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在渴望你的生活，这不让人惊讶。”
真正的自我接受，真正的解放，都需要清醒认知自身的局限，而非自以为是地否认其存在。不管有没有生养子女，女性都可以实现自我；你不用拥有一切，也肯定能拥有足够丰富的人生；这是事实，也应该被认清。我们何其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啊：可以在深思熟虑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选择逆流而行，如今的世界也不会对我们过分侧目。不走寻常路既会带来满足感，也会带来阻碍。我们能够得到也真正需要的无外乎——拥有足够多的体验，并体验适合自身的事物。至于我，只希望自己在1989 年许下的愿望最终实现：我的子宫始终空空如也，但我的生命充实而圆满。
原文作者 | [美] 珍妮·赛佛；[美]梅根·多姆（编）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 | 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