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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07-11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41分钟

来到这里的野象几乎都曾陷入某种危险。

在打斗中落败的公象,滚落八十米多高的山崖;刚出生身体孱弱的幼象,被母象用鼻子卷起送到了山下的村寨;甚至是,摔落泥塘与蓄水池的,被对付野猪的陷阱与夹子困住的野象们。

它们被带到勐养子保护区的亚洲象种源繁育与救助中心。现在这里,有7头被救助、收容的野象。

负责这一项目的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沈庆仲。他介绍,2005年,救助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头受伤的野象——被兽夹夹住左后腿的母象“然然”,至今该中心已参与24次救助亚洲象行动。

实际上,对于亚洲象的救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败的次数远多过成功。

“特别是对哺乳期小象的救助,目前都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沈庆仲说,每一次的救助,都是一次探索的过程,也为下一次的救助提供经验,“救助它们,让它们回归野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两头亚洲象在玩耍,“象爸爸”在一旁守护。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幼象“羊妞”

“羊妞”崴伤了脚。

5月底的一天,它进山玩耍,被凸起的树根绊倒。抹药、输液近一个月,左前腿依然红肿未消,瞧着粗了一大圈,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还时不时用腿敲一敲铁栏杆。

“大象医生”保明伟仔细检查它的伤腿,还好没扭伤骨头,他配了一盆消肿止痛的紫色药水,“羊妞”兴奋得不行,以为是个新玩具,脚在药水里晃来晃去,不时发出短促、欢快的叫声。

“羊妞”住在救助中心已经六年。它比其他幼象更体弱,同样是感冒或腹泻,同龄的“小强”吃一颗药就好了,“羊妞”得输液、吃药,熬上大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它胆子小,夜晚里其他野象的吼叫、公路上的车鸣,都可能惊吓到它,出现身体抽搐、上吐下泻的症状。“象爸爸”李涛记得,它经常需要整晚的守护,摸着它,安抚它。

2015年8月,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村一户人家院落里被发现时,“羊妞”虚弱到几乎站不起来。保明伟记得,当时它的脐带伤口感染化了脓,身上凸起多个鹅蛋大小的肿块,因脐带感染又导致腹腔多处溃烂。他推断,这是一头刚出生一周左右的幼象,尽管看起来它比刚出生的幼象都要瘦小。

村里没有治疗条件,简单地清创、消炎后,在驶往救助中心的四五个小时里,它陷入了多次昏迷,甚至出现休克。“压力非常大,担心象一旦昏死过去,救不活了。”沈庆仲说。

在救助中心,“羊妞”被安置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角落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四名饲养员轮班照顾它。

保明伟和从昆明赶来的兽医专家一起为它处理伤口,做了内科外科的检查,初步诊断,它还患有心率不齐、心力衰竭等症状。来自泰国的大象专家也赶了过来,商定救治方案。

幼象还没长臼齿,只能喝奶。有专家提到羊奶的营养接近象奶,保明伟就找来几只羊养在救助中心。“羊妞”的名字便这样喊了起来。

但它还没学会使用象鼻,喝水时鼻子软绵绵地垂着,直接挡住了嘴,“象爸爸”陈继铭记得,当时得用手托起象鼻,用奶瓶喂它喝,它一次只能喝十几毫升,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喂一次。

经过了大半个月的救治,“羊妞”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打包票能真正救活它。毕竟国内外的兽医专家甚至给它下过“死亡通知书”。

沈庆仲说,“羊妞”来救助中心之前,国内还没有哺乳期幼象被成功救护的案例,更何况,“羊妞”是被救助时年纪最小的幼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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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大象医生”保明伟为一头野象检查臼齿。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救助野象远比想象得难

参与野象救助工作三十余年,沈庆仲数不清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捡”到过多少次幼象。

遗憾的是,救助它们远比想象得难。有的在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有的抢救了40多天,依然没能抢救过来,有的幼象在救助站成长到三四岁,最终还是夭折了。

1989年7月,勐养子保护区救助站曾接收了第一只受困的幼象。那是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幼象,掉进了一处山体塌方形成的泥土坑里。

此前护林员巡山时,发现落单的幼象会送往昆明动物园。“一直没有救助大象的条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曹孟良介绍,1988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在勐养子保护区三岔河保护站成立了一间简易救助站,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但依然没有专业的兽医,更别提专业的医疗设备。

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喂养一头幼象。工作人员就比照着其他动物幼崽的喂养方式,端来大盆水和牛奶,试图喂给它。“就这样养了下来。”曹孟良给它取了个名字,“勐勐”。

在救助中心成立之前,“勐勐”是勐养子保护区救助的第一头野象。这里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片区,以三岔河保护站为中心,东西两片林区,如同两扇翅膀往外延伸,150万亩的森林里活动着超过170头亚洲象。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小强(左)与阿宝(右)在林中玩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原本计划着,等“勐勐”再长大一点,便把它放归野外。曹孟良回忆,等到第三年左右,“勐勐”长到了500多公斤,突然就生病了,瘫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逐渐地甚至无法进食,全身溃烂。

救助站找来了兽医,还从昆明动物园请来兽医专家,都找不出病因。曹孟良分析,“被遗弃的小象,十有八九可能带有一些先天性疾病,这可能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自然淘汰的一个方式。”

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救助站解救了受困的野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野象走出保护区,到农地里取食农作物。不时有野象掉进农民挖的蓄水池,爬不出来。

挖土车和吊车开不进去,于是围观的人合力将大象“捞”了出来。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记得,有村民找来村里最大的竹篾,兜住大象,绑上粗绳索,像拔河比赛一样,人抱住人,往后拖,就这样将这头庞然大物捞了出来。“它一脱困,马上就跑走了。”

1998年秋季,勐腊县南坪村的护林员赵金清在自家的稻田里,发现了一头重伤的野象,它的腹部撕裂开一道口子,右后腿部也有明显的伤口。

保护区当时还没有专门救治大象的兽医,赵金清得到指示每天去观察一下野象的状况。

赵金清看着野象一天天行动缓慢,虚弱下去。成群的蝇虫环绕着这头庞然大物,赵金清甚至能闻到腐肉散发出来腥臭味。“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找吃的了。”

赵金清根据养牛的经验尝试救治这头野象。他买了消炎和给牲畜驱虫的药,用烂布包住长长的竹竿顶端,倒上药,一点点抻到它的腿边,刚开始一两次,竹竿一靠近,它便用鼻子卷起,往旁边一甩,后来它似乎习惯了赵金清的靠近,又或许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反抗,由着赵金清帮它涂了几次药。

药驱赶走蝇虫,但野象的伤口肉眼可见地更加严重。后来,保护区请来兽医专家。但依然没有效果,野象最终倒在了稻田里。

沈庆仲说,当时本地的兽医基本都是与家养的牲畜打交道,国内也没有专门研究和救治野象的兽医,只能请来国外的兽医专家指导,光是控制住一头野象,有时就要花上几个月,到那时,野象的病情早已加重。

沈庆仲意识到,对于野象的救助,缺失了重要的一环——专业的大象医生。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内,“象爸爸”在为脚受伤的亚洲象“羊妞”擦药。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大象医生

2000年,沈庆仲招聘了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的三名毕业生,安排在野象谷景区工作,保明伟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一两年的时间,保明伟的工作场所都在雨林里,与孔雀和蛇打交道,还负责百鸟园的繁育工作。后来,他参与了几次林业部门组织的野生动物救助,协助其他兽医专家,为野牛、马鹿和猴子处理伤口。

而救助大象截然不同,“它很凶猛,很不配合人,我们一旦靠近,它的攻击性特别强。”

2005年,保明伟首次参与救助了一头受伤的小象。它被发现在野象谷的附近硝塘,左后腿上夹着一只兽夹,吃力地跟着象群走。

从象群里救出一头受伤的象,更是难上加难。观察了几天,这头小象越走越慢,被母象推着跟在队尾。带着麻醉枪的兽医专家瞅准机会,十几分钟后,小象被麻醉倒地。象群受惊了,七八头母象围过来,用鼻子扒拉着它,试图托起它,不肯离开。

麻醉药效只能持续一个小时,救治时间紧迫,不得已用上防暴弹和催泪弹,象群一跑开,几十号人冲过去,将小象挪上担架,抬到勐养子保护区的救助站。象群折回来,守在野象谷周边,吼叫着。

它有了名字,“然然”。一拆开兽夹,左后腿上伤口太大,深可见骨,皮肉已经化脓感染。只能简单清洗、消炎,麻醉药效就快到了,兽医们赶紧退出房间,小象一站起来,便往人的方向冲,不断撞着笼子,它不吃不喝,丢进去的甘蔗它看都不看,还用鼻子将水桶打翻。

锈化的兽夹引起伤口发炎后,很可能导致败血症,但兽医也无法对它进行治疗。一位兽医刚要靠近,它鼻子一甩打在兽医头上。一些国外专家建议可以实施安乐死。

保明伟不赞同,他觉得小象的攻击性强,正是因为它的求生意志。

“驯象师”熊朝永第一次见到“然然”时,它的耳朵和尾巴都竖起,目光凶狠,熊朝永知道,这是一种警戒状态。它被关进有铁栏杆的象舍,栏杆能阻挡住野象,也能让“象爸爸”从中穿过。

熊朝永站在铁栏外,跨进去一步,将食物往小象身边送,送过去后马上退回来,慢慢地它感受不到威胁,开始吃东西,熊朝永再靠近时,它依然保持警戒,就这样,不远不近地投喂了快两周,它才允许了他的接近。

有了饲养员的配合,保明伟想了个办法,将外用的药装进一支高压喷雾器,熊朝永吸引开“然然”的注意力,他拿着喷雾器,对着“然然”的腿猛喷,喷几下,等“然然”反应过来,就赶紧跑开。

他还改造了一支吹管,能站在相隔一二十米远处,将药“吹”射进去。趁着“然然”不注意时,他猫着身子转到它的一侧,瞄准大象皮最薄的颈子一吹。一开始气口掌握不好,射程总是近了远了,针管掉在地上,慢慢地,也吹出了经验。

上药的问题得到解决,“然然”的伤口很快长出新肉。它对人的戒备放松了,“大象医生”保明伟也能接近它,记录下各项身体指征,它的体温波动、白细胞和血常规数据等等。

一开始,保明伟将数据与人的对比,简单判断“然然”是不是发烧,或有炎症。到后来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他对比不同数据下“然然”的状态,总结出一套适用于野象的指标,比如大象的体温在35.5摄氏度至37摄氏度之间,白细胞参数在1.5至1.8之间,“它看起来在一个更舒适的状态,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身体状况。”

“可能不是百分百准确,但起码可以在救治过程中,提供一个参考标准。”保明伟笑了笑,“以后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再慢慢摸索。”

有了救治“然然”的经验,救助中心每年都有一两次救助成功的案例。2007年时,他们又救助了一头重伤的母象“平平”。“平平”是在哺乳期时,被发情期的公象所伤。护林员赵金清发现它时,它臀部撕裂开一道长伤口,双腿浸满血色的脓水。

保明伟和国内外的兽医专家、妇科医生共同完成的这场手术,极其棘手。它发着高烧,很强的炎症。人类的医用仪器,B超设备等都拿到现场,根本无法穿透厚厚的象皮,当时甚至很难明确它身体内部的伤情。

保明伟记得,手术做了四次,一层一层刮去伤口的腐肉,摸索着手术,直到它的身体指征趋向于他总结的正常区间,说明“它的身体状况在好转”。

“平平”的手术应该算是成功了,但一些伤痛永远地留在了它身上,它失去了生育能力,伴随终身尿失禁。

沈庆仲将这个案例记录了下来,分享给护林员与监测员,希望能应用到亚洲象的保护工作。“如果发现发情期的公象被母象拒绝,产生冲突时,我们就可以马上有一些应对措施,一旦出现了伤害,我们能很快介入,进行治疗,可能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随着救助野象的案例增多,保明伟的野象“病例库”也在不断更新。

沈庆仲记得,一次山洪暴发,曾将一头野象冲到涨水的河沟,水深湍急,野象救上来后,因呛水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没能抢救过来。再之后遇上掉进池塘的大象时,他会第一时间提醒,先想办法放水,把水位降低,“不能让它长时间在水里,一旦呛水,就可能导致肺部感染。”

2016年,野象谷硝塘附近,象群里有一头怀孕的母象,好几天长时间泡在水里,一个劲儿喝水,用象鼻将水甩在身上。保明伟根据症状判断,它可能在发高烧。于是工作人员丢过去一些包着药片的水果。

吃过药片后,它的症状没能好转,过两天突然倒下身亡,等到监测结果出来,原来它腹中的象宝宝早已死亡,致使严重感染。“今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症状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是不是这个原因,很多治疗方案可能提前实施,或许就能把它保护下来。”保明伟说。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内,“象爸爸”在为亚洲象洗澡。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象爸爸”

“然然”手术后,左后腿留下一条长伤疤,行动受限,动作幅度一大,伤口就可能撕裂开。熊朝永留了下来,成为了它的第一任饲养员。2008年,救助中心的象舍建成,“然然”和刚做完手术的“平平”住了进去。

后来,又有了和公象打斗掉落悬崖被抢救回来的“昆六”;一岁便离群的孤象“小强”;闯入普洱市区游荡几天的“阿宝”;砸坏十几辆车的“维吒哟”。

它们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象舍,也有了专属的饲养员。

手术后的日常护理容不得一点差错。喂药时,“象爸爸”陈继铭将药片放在胡萝卜、香蕉和象草里,但“平平”很聪明,记性很好,吃过一次药片就能记住,下一次喂食时又要换一种食物包住药片,“喂个药,要和它斗智斗勇”。

夜里值班时,陈继铭记得,监控里常看到“昆六”躺在地上挣扎,它又爬不起来了。陈继铭找到其他饲养员,十几人在睡梦中被喊醒,从宿舍里跑来,帮助四五吨重的“昆六”翻身。

留下来的饲养员人不多。来救助中心应聘的人最开始都满怀热情和对大象的爱心,有些在动物园做过大象饲养员,有些是学养殖的学生,也有附近村寨的村民。陈继铭数着,有的饲养员干了几个月,刚和大象熟悉起来便离开了,有的被野生动物园高薪挖走。

再有来应聘的新员工时,他会在最开始就泼下冷水,“大象看着很可爱,很温顺,但实际上,这份工作又苦又累又危险,你能坚持下去吗?”

慢慢地,在与野象朝夕相处中,饲养员有了个称号,“象爸爸”,这个名字为这份工作赋予了责任与感情。

有一段时间,沈庆仲对比观察了救助中心的象与附近的象群的活动。他发现,野象总在行走,一个象群每天可能移动10公里,食物条件不好的时候,可能走到15至20公里。他很快意识到,野象不能一直被关在狭窄的象舍,也不能只吃人类提供的几种食物,而要将它们放养到野外,吃多样的植物,“在自然中得到体质的锻炼”。

救助中心的象开始在保护区内小范围的活动。救助中心坐落在勐养子保护区的中心位置,四面环山,临近三岔河一条支流,时常还有野象经过这里。

这些象开始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傣语的“Mai”(来)、“Bai”(去),可以配合保明伟的检查,张开口腔,抬起象蹄,甚至能区分自己的饲养员和其他象的饲养员。它们开始亲近人,依赖人。

最开始,它们似乎适应了圈养生活,不愿意离开象舍。每天早晨,一名“象爸爸”需要拿着胡萝卜诱惑它往外走,另一名“象爸爸”牵引着它的耳朵,带着它往前走,傍晚再领回象舍,表现得好,就能得到食物的奖励。

一走出象舍,它们就撒了欢似的往山里走,但跑几步就要停下来等着“象爸爸”。进了山,找到一片草地,开始边走边吃。象走走停停,“象爸爸”也走走停停,每天得走上两三万步。

保明伟最初有些矛盾,在治疗过程中,野象开始信任人,依赖人,甚至离不开人,“毕竟救助的野象,终归有一天要回到野外生存。”

但在治疗过程中,饲养员必须找到与野象能沟通的方式,才能保证人的安全,“能和它们沟通,救活它们,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很自然地产生了感情。”

“羊妞”到了一岁左右,长了臼齿,一次能喝几百毫升羊奶,还开始吃一点水果,“象爸爸”每天会带着它到户外草地上玩一会儿。

但它总是跟在“象爸爸”身边。一次在野外,“羊妞”吃嫩草时,误食了一株曼陀罗,中毒后反应极大,一会儿兴奋到不行,一下又抑郁了,上吐下泻。保明伟赶紧喂它解毒的药,给它输液,慢慢镇静下来后,“羊妞”的精神虚弱到不行。

“象爸爸”们才意识到,“羊妞”可能需要像其他幼象一样,跟在母象的身边,学习如何使用象鼻,如何寻找食物。再上山时,陈继铭牵着“羊妞”跟在母象“然然”和“平平”身后,但只要一靠近,它们便跑得远远的,不愿意带“羊妞”玩。

保明伟分析,可能是“羊妞喝羊奶,身上膻味比较重”。他提来一桶母象的粪便,涂抹在“羊妞”身上,掩盖了它身上的羊膻味。它们终于接纳了“羊妞”。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亚洲象在进行野化训练,“象爸爸”在一旁守护。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放归难题

救助中心的象舍几乎住满了。除了被救助、收容的野象,这里还承担着亚洲象繁育的工作,至今已有9头小象在这里出生。

沈庆仲认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增加,对于亚洲象的救助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救助中心将作为“大象医院”的性质存在。

事实上,直到现在,在野象的救助工作上,救助中心依然在面对失败,面对死亡。“亚洲象的救助,特别是对于哺乳期幼象的救助,都是一个世界难题。”沈庆仲坦言,“我们对于亚洲象的认识和了解太少了,救助还在很初级的阶段。”

沈庆仲清楚,这项工作仅靠救助中心的力量远远不够。早在多年前,救助中心就开始尝试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合作,开展一些关于亚洲象的基础研究。

但救助中心依然面临着许多现实层面的难题。沈庆仲介绍,依托于2002年国家林业局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救助中心最初是作为繁育基地规划、筹建,特别是象舍的设计,并不适用于野象救治。“空间太小,人和象没有隔离开,清扫、消毒和喂食都在一个空间内,也没有设施来控制住野象,在治疗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危险。”

而救助中心后期的运营由野象谷景区承担。沈庆仲算了笔账,每头亚洲象的救助成本一年至少需要50万。“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工作的开展和人才的稳定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说景区经营好有利润,但是一旦景区经营亏损,那就很麻烦。”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曹孟良提出过质疑,现在的救助模式,让野象已经完全依赖于人,每年举办的大象节上,摆着水果盛宴,非常隆重,这是不是改变了救助的目的?“

“救助中心建立的初衷,应该是野象遇到困难或危险时,为它们提供救助,而它的困难解决了,救助完成了,最终还是让它健康地回归大自然中,救助是保护亚洲象的一项工作。”他说。

实际上,沈庆仲说,近年来,救助中心一直在不断探索、设计野象的放归路线。

但救助中心的野象几乎很难再适应野外。“羊妞”和“小强”几乎从小就在救护中心长大,它们与人相处的时间比象还多,在野外偶然碰上象群时,它们跑得比“象爸爸”还快。“阿宝”曾被“象爸爸”带到两公里外的林间,“象爸爸”偷偷离开回了救助中心,很快“阿宝”便原路返回了象舍。熊朝永说,“它们意识里,象舍是它们的家了。”

而其他经历过重伤的野象,旧疾随时可能复发,比如“然然”,保明伟记不清它的伤疤撕裂过多少次,在野外活动时,遇上稍微陡峭的坡,动作一大,它的伤疤就可能撕裂,而“平平”的尿失禁至今没完全康复。

在西双版纳,救护亚洲象的人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象爸爸”带领一头亚洲象往雨林里走去。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长期跟人相处,它们再回到野外,象群不接纳它们的可能性更大。独居的公象很可能再次被其他公象伤害。”沈庆仲说。

“昆六”现在是救助中心最高大的一头公象,但就在三年前,它在距离象舍两三百米的山间吃草时,一头公象突然冲出来,和它扭打在一起,“昆六”右眼失明,行动没那么敏捷,很快处于劣势,身上被公象用象牙戳出几个血洞。

沈庆仲认为,客观上,现在救助中心同样不具备放归野外的条件。在放归前,首先要对野象做长期的野化训练,还要能够监测它们回归自然后适应得怎么样,能不能生存。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后,救助中心可以向国家林业部门申请专家评估,判断是否能进行放归。

“放归一定是我们救助野象的最终目标。但这不是简单地把它拉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森林就行的事情。贸然放回自然,很可能就是野象快要死亡的那一天了。”沈庆仲说,“在救助野象这件事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继铭想象过无数次放归“羊妞”的场景。他总担心“羊妞”会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但他心里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羊妞”终归要回到野外,“我期待着它带着它的宝宝回来看我的那一天,到时候我才能说,对它的救助,算是真正成功了。”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影丨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丨刘越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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