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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

2021-07-08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23分钟

新京报讯(记者 陈琳)7月7日,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大熊猫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

2021年2月15日,北京动物园,春节期间首次亮相的大熊猫“白天”与游客见面。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除了大熊猫,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提到了朱鹮、麋鹿、藏羚羊、亚洲象、普氏野马、普氏原羚等动物,这些曾经濒临灭绝的物种,经过多年的保护开始重新繁衍。

大熊猫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

2014年冬季,可可西里,藏羚羊正处于繁殖期。蒋志刚 摄

但孙全辉也表示,每个物种都有它独特的生态功能,都是不可取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都需要保护,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或相对普通的野生物种,无论是种群还是栖息地,更值得关注。“不能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少数的‘明星物种’上。”

蒋志刚称,在濒危动物保护方面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它们的栖息地。另外,对于大型动物来说,比如麋鹿、亚洲象等,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它们与人类共存的机制。

生态环境部: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7月7日,崔书红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一个时期,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新闻很多。

比如,青海在祁连山(600720,股吧)保护区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荒漠猫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之一,由于活动隐秘,种群数量稀少,分布密度极低,多年来记录非常少。人民日报用“罕见!30年了,终于现身了!”为题,刊登了几名生态摄影师在云南省德宏白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境内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里,拍摄到三只棕颈犀鸟的影像。像野生大熊猫、雪豹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频繁“现身”也时有报道。黑龙江出现东北虎进村、云南亚洲象北迁的相关报道,又引起了网民关注。最近,鲸鱼出现在深圳大鹏湾。“上述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崔书红说,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完整地保护,野生生物生境(即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像野生大熊猫、藏羚羊、麋鹿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

这些曾经濒临灭绝的物种种群正在恢复

孙全辉介绍,像朱鹮、江豚、新疆的普氏野马,麋鹿、亚洲象等物种种群,都是我国在物种保护方面成效比较显著的代表。

大熊猫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

上周,大丰“鹿王争霸”现场直播时拍摄的麋鹿。蒋志刚 摄

普氏野马是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中国野生动物,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它们被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发现并命名为“普热瓦尔斯基马”,简称“普氏野马”。曾栖息在从准噶尔盆地到蒙古高原西南部的荒漠草原地带。随着环境的逐步恶化和人类的不断围猎,20世纪60年代,普氏野马的野生种群在我国灭绝。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陆续从欧洲引回普氏野马,在新疆卡拉麦里和甘肃武威半散放养殖。目前普氏野马全球存活的数量大约2000匹。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作为亚洲最大的野马繁殖基地,繁育的大多数野马远离保护者的照料,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野生种群。

朱鹮有鸟中“东方宝石”之称,20世纪中叶濒临灭绝。1981年5月,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境内被发现,在随后日渐完善的保护中,曾几近灭绝的朱鹮,其全球种群数量已超过5000只,其中中国境内4400多只,栖息地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扩展的趋势。

“藏羚羊、麋鹿在濒危动物‘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也下调了”。蒋志刚透露,据他了解,目前,在江苏省大丰麋鹿保护区里有6000多只麋鹿,野外有3000多只野生麋鹿,“野生麋鹿不用人投食,最近野生麋鹿已经向南扩散到与上海崇明岛隔江相望的南通市如东县,扩散得比较快。”根据其种群数量恢复和分布区面积扩大的实际情况,下次评估,麋鹿的濒危等级可能还会往下调。

据介绍,麋鹿已经在野外繁衍好几代,现在很多麋鹿是在野外出生。“最早的一批麋鹿是1998年大丰麋鹿保护区放出去的,那一次我也在场,当时野放了8只麋鹿,后来回来了一只。之后大丰麋鹿保护区陆续向野外释放了多批麋鹿,麋鹿种群正逐渐在黄海海滨滩涂野化。”

他表示,藏羚羊和麋鹿目前恢复的趋势还在延续,看不到有阻碍它们的种群恢复的因素,尤其是藏羚羊。藏羚羊生活在比较偏远的青藏高原。得益于反盗猎执法行动的持续开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持续加强,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已经十几年未听到盗猎枪声。不过他也提到,可能因为近年来气候变暖,青藏高原无人区越来越暖和,可可西里腹地的盐湖迅速扩张。藏羚羊产羔地卓乃湖湖水漫出来,还曾经一度威胁到青藏公路、青藏铁路以及保护区内其他设施。“气候变暖对藏羚羊会产生多大影响,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在没有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随便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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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蒋志刚和可可西里保护区救护的小藏羚羊。蒋志刚 摄

蒋志刚一直研究的普氏原羚,现在也恢复得不错,“青海湖周边地区已经有2000多只普氏原羚,而20多年前只有300多只。现在普氏原羚在‘红色名录’中也降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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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冬季,青海哈尔盖,普氏原羚。蒋志刚 摄

一些不出名的普通动物更应该受到关注

尽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孙全辉认为,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总体上还是比较严峻的,列入保护目录的物种在不断增多。

比起少数亮眼的明星物种保护取得积极的进展,大部分不是特别知名的,或大量的普通野生动物,无论是种群还是栖息地,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更需要关注。“每个物种实际上都有它独特的生态功能,都是不可取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都需要保护,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少数的‘明星物种’上。”

2020年7月9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最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Red List),涵盖了其所监测的12万个物种的变化命运。这份最新名录显示,目前,有超过32000个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此次更新中,受到关注的几个物种之一是欧洲仓鼠,它被列为了“极度濒危”(CR)——也就是说,其野生种群距离灭绝仅一步之遥。欧洲仓鼠之所以被高度关注,是因为在1996年、2008年、2016年,它在红色名录中还是“无危”(LC),也就是说很不受关注。可到了2020年,仅4年时间竟然就“极度濒危”了。

减少人工干预,如何有效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蒋志刚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最有效的手段是减少人工干预,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就拿麋鹿来举例,野生种群在逐渐发展,但现在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栖息地不足,没有充足的生存空间,这一问题也出现在前段时间“吸粉”无数的亚洲象身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型野生动物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蒋志刚说,应该重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问题,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加强,像西藏棕熊、亚洲象这些野生物种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与人类的冲突也会越来越严重。没有生存空间,一些物种也很难恢复,尤其是一些大型猛兽。比如华南虎,已经有1/4个世纪没有在野外找到野生个体了,“人工繁育的华南虎却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动物园和繁育中心已经有180多只华南虎,今年人工繁育的华南虎应该超过200只。虎的饲养成本特别高,华南虎人工繁育成功,圈养数量增加之后,它们没地方可去,这就陷入了困境。”

此外,他认为,应该加强野生动物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包括麻醉、捕捉、运输等方面专业人才。在南非、纳米比亚等国有许多野生动物专业技术人才。大型动物,如非洲象、白犀在一个保护区多了,野生动物管理当局会制定异地转移方案,将非洲象、白犀转移到其他地点,野生动物专业技术人员将把在麻醉状态下的非洲象、白犀,用直升机吊运到另一个地方,再使其就地苏醒释放。“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拿这次云南亚洲象北上来说,在我国,这样一类的专业人才非常缺乏。”

靠人工养殖扩大种群的思路正在转变

近年来我国物种保护的指导思想也在转变。孙全辉说,最开始,拯救濒危物种的方法主要就是扩大人工养殖种群,试图把这些养殖的动物再放归野外,现在这样的思路在慢慢转变,“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几次修改也可以看出,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保护栖息地上,重视就地保护、减少对它们的生存威胁,而不是试图通过人工繁育来扩大它们的种群,事实证明,这样做成效并不显著。”即便是大熊猫这样的物种,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精力,但能够被放归到野外的很有限。

“人工养殖往往打着保护的名义开展商业利用,实际上是不利于物种保护的。”孙全辉说,“从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角度,我们更关注人类把野生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商业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野生动物贸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再比如,栖息地占据和开发利用造成的破坏,这个过程不仅给动物造成虐待和伤害,也导致物种灭绝、外来物种入侵、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

大熊猫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哪些物种值得关注?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在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安装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受访者供图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认为,只有停止把野生动物当作商品开发利用,转变保护思路,采取动物友好的方式与它们和平共处,才能把它们留在野外和大自然,才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采取了这些行动

崔书红在7月7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比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维护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

就地和迁地保护网络也在不断完善。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亿公顷,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到2020年达到17%的目标要求。同时,还建立了各类植物园,野生动物繁育基地,使得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人工繁育成功。

同时,稳步推进和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与修复等一大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已经全面实现了禁捕。从今年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捕。“这些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2019年,全国涉及野生动物违法案件将近1万起,通过严厉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案件的总数持续下降。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有关部委,持续开展了“绿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监督检查专项行动。2017年-2019年,累计发现了34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的违法开矿、违法建厂,在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违法建设旅游设施和小水电站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5503个,目前已经完成整改5038个,整改完成率达到了92%。

崔书红表示,“十四五”期间,还将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等,持续改善我国生物多样性状况,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新京报记者 陈琳 摄影记者 侯少卿

编辑 张磊校对 李世辉

(责任编辑: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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