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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跟村民深入聊天才能找到问题

07-06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22分钟

天天跟村民深入聊天才能找到问题

2019年8月9日,华青多杰走访建档立卡户姜宝仑家。华青多杰与姜宝仑妻子王长存正在了解情况,并想办法解决。受访者供图

天天跟村民深入聊天才能找到问题

2019年4月1日,红崖村驻村工作队组织40名村民学员前往互助县扶贫产业园参观学习,以发展盘绣、刺绣产业。受访者供图

脱贫攻坚不只是物质上的脱贫,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脱贫,如若没有内在动力,即使外部物质性帮扶再多,也只是触其“皮毛”不得根本。

——青海省文化馆副馆长华青多杰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红崖村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红崖村曾经是青海省省级贫困村。

2018年3月,出生于1981年的藏族干部华青多杰(时任青海省文化馆办公室主任,现任青海省文化馆副馆长),被选派到红崖村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华青多杰说,来到红崖村之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个距离县城只有4公里、交通便捷的乡村,为什么成为贫困村,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文化起着核心催化的重要作用。脱贫攻坚不只是物质上的脱贫,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脱贫,如若没有内在动力,即使外部物质性帮扶再多,也只是触其‘皮毛’不得根本”。

谈履新驻村第一书记

“开始总是能感受到跟村民之间的距离感,并没有被村民们完全认可和接受”

新京报:你是怎么被选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

华青多杰:2018年3月,我被青海省文化馆选派到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红崖村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是主动申请的,脱贫攻坚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我非常希望参与其中,尽我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在一个单位待久了,思维模式有些固化,工作思路有时打不开,到基层一线磨炼自己,也是既有的一个想法。

新京报:上任伊始压力大吗?

华青多杰:红崖村离县城很近,位于县城西北4公里处,平均海拔2720米,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全村共506户1930人,拥有林地3480亩,耕地4838亩,村民以土族、汉族为主,土族占70%。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青海农村很了解,所以刚到红崖村时很有信心,认为自己应该比城市长大的干部更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更容易开展工作。但是,开始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跟村民之间的距离感,并没有被村民们完全认可和接受。

新京报:那么如何缩小这种距离感?

华青多杰:我当时意识到,必须跟村民多接触,一定要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走村入户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天天“串门”,跟村民深入聊天。走了一圈,就有村民带着问题找我了,有的村民因病致贫,家人患了直肠癌,花了十几万,后续治疗费用没有着落;有的村民面临因学致贫,孩子成绩很好很有希望考上大学,但是学费和生活费拿不出来。帮助村民解决这些问题,彼此之间就亲近多了。

新京报:因病致贫、因学致贫,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华青多杰:2015年,红崖村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91户322人,那户家人患了直肠癌的村民,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回头看”过程中,经过调查,确认这户村民符合相关政策,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续通过相关帮扶措施,为其解决了困难。

因学致贫问题,其实按照国家“雨露计划”的规定,贫困生可以获得国家助学金资助。不过,高校大一新生一般都是9月入学,而助学金从申请、审批到下发,资金到位一般在11月,这中间的时间差令一些贫困家庭感到棘手。比如孩子考上了三本类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家长最起码需要筹备1万多块钱,贫困家庭拿不出来。怎么办?我们协调其他渠道,共青团系统的助学金渠道、民政部门的临时救助基金渠道、慈善公益机构的教育基金等等,帮助这些贫困家庭解决问题。比如由我的单位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面,协调相关企业给每个贫困生补助了5000元。2018年以来,村里57个孩子考上了大学,现在都在读书,没有孩子因为家庭贫困失学。

谈贫困原因

“‘遗传’导致的贫困、‘传染’导致的贫困、‘脱节’导致的贫困等问题,是全国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新京报:红崖村的脱贫攻坚压力大吗?

华青多杰:红崖村离县城很近。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将这样一个邻近县城、交通便利、土地广阔的村子与“贫困”二字联系到一起,但这里却一度是青海省省级贫困村之一。2015年,全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513元,勤劳朴实的村民普遍着眼于手头活计忙于糊口,无暇也无意对未来抱有憧憬。

我到红崖村后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让这个美丽的村落沦为贫困村呢?

新京报:找到原因了吗?

华青多杰:我分析,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遗传”导致的贫困,原本农村出身、家境贫寒,后天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际遇成就一番事业的典型不胜枚举。但更加普遍存在的情况是贫困的“代际传承”,后生对长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生耳濡目染,效仿前人的模式,走上了等靠要的老路,从小便“画地为牢”圈住自己。很多人从未想过自己为何要画这个“圈”,更谈不上跳出圈外。

另一个是“传染”导致的贫困,席勒曾经说过“怠惰是贫困的制造厂”。而贫困本身如同瘟疫,会在一个村庄里蔓延开来。之所以会“传染”,根本还是因为村民的“将就”。谁都不认为自己过得不好,反正在彼此眼中大家的生活状况都“差不多”。好似漂泊在海上的船只没了灯塔的指引,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图安稳。然而与表面的态度大相径庭,很多人内心仍然充满矛盾,安于现状又不满足于现状,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周围基本和自家别无二致,虽然生活过得马马虎虎,但看到身边还有很多一样的人,便也有了得过且过的心理。

还有“脱节”导致的贫困。过去,农家通过悉心耕耘,来年往往能获得好收成。但部分农民对于外界的日新月异敏感不足,思想守旧、眼界受限,没能做到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有可能面临落后的局面。

脱贫攻坚战略启动以来,红崖村2016年顺利实现整村脱贫,2016年至2020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增长,分别超过了3316元、3532元、3762元和4000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面临上述“遗传”导致的贫困、“传染”导致的贫困、“脱节”导致的贫困等问题,这也是全国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谈文化扶贫

“就是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穷文化,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观念”

新京报:你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华青多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文化起着核心催化的重要作用。脱贫攻坚不只是物质上的脱贫,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脱贫,如若没有内在动力,即使外部物质性帮扶再多,也只是触其“皮毛”不得根本。从思想上“拔穷根”,消除精神贫困,引导贫困群众形成自强自立、艰苦实干的精神状态,必须把生活脱贫与文化脱贫、“扶志”与“扶智”进行有效结合,“志智”双扶。

跟许多贫困地区相同,红崖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薄弱、活动经费短缺、专业人才匮乏。过去,“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是村民的生活常态,由于缺场所、少设备,群众文化生活几乎为空白。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是红崖村的帮扶单位,投资30万元,建设了村标准化的文化广场和小舞台,配齐了音箱、锣鼓、演出服装等文化活动设备。我们组织村民组成了舞蹈队,参加青海省文化馆的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跟专业演员同台演出,增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和趣味性。2015年以来,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搞了二十余场,不少村民说,“过去多少年看不到演出,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节目看着新鲜,回回不重样”。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文化脱贫?

华青多杰:“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文化在扶贫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化扶贫就是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穷文化,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是,转变观念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传统的扶贫主要是从经济物质上辅助,而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要从经济上加强扶持,还需要加强智力开发。随着贫困地区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升,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为此我们开展了贫困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夯实定点扶贫基础工作的同时,大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辅导贫困农村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协助贫困地区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

近年来,为切实保障农民读者的阅读文化需求及基本文化权益,省文化和旅游厅在行政村建设标准化农家书屋,通过社会捐助、送书下乡等多种渠道连续向红崖村农家书屋提供种养殖技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类图书及期刊报纸等文化产品五千余册,极大满足了老百姓(603883,股吧)获取知识文化的渴望,让农民“放下锄头”就能“拿起书本”,读书用书、知史爱国,引导他们远离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走科学致富的道路。

文化扶贫就是把文化、教育、科学普及等与满足农民求知、求富、求乐的要求和发展农村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能使文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且能够使文化更好地与之同步协调发展,并在更大范围内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京报: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华青多杰:我刚才说过,红崖村靠近互助县城,外出务工非常方便,但是一些村民不敢也不愿走出去。比如村里有一个中年人,身强体壮,却是村民们俗称的“懒汉”,经济来源只有种地收入,家里的房子快倒了,他懒得修,索性搬到了帐篷里。因为日子过得很穷,40多岁了也没有娶到媳妇。2019年春节前,他突然哭着跑来找我,拉着我的手说,日子过不下去了,家里没吃的也没烧的,又冷又饿,再也混不下去了。我帮他买了煤和米面油,他才熬过了这个冬天。一开春,我就找他谈心,鼓励他外出务工。他说自己没文化,普通话说不好,我找到其他村民,带着他出去打工,在民乐县一个沙场找到了工作,每天能挣180元钱。打工三个月,再回村,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

互助县是无锡市的对口帮扶单位,春秋两季,无锡都会开招工会。可是不少村民觉得无锡太远,不愿意到无锡打工。我认为,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有利于开阔村民的视野和眼界,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哪怕只有一个年轻人走出去,也有希望带回新的想法。所以找到符合用工需求的年轻人,做本人和家长的工作,2019年终于送出了三个年轻人。2020年春节,一个在无锡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孩子回家过年,村里很轰动,很多村民拉着他,询问无锡什么样?跟家乡有多大区别?

新京报:担任驻村书记,个人感觉有哪些收获?

华青多杰:就个人成长来说,这三年对自己帮助很大。首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了。到基层工作跟老百姓接触以后,我现在知道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下一步回到单位,再做活动策划方案,我会换位思考,活动怎么搞才能在基层激起火花,方案怎么样编制才更便于基层执行。

新京报记者 王姝

(责任编辑:董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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