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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自演“反派”掀文学革命

2021-07-01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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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自演“反派”掀文学革命

钱玄同

(1887年~1939年)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倡导者。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之一,钱玄同曾经出入北大红楼,在这里留下足迹。在北大红楼的岁月里,钱玄同从一个复古主义者转变为反传统主义者。

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

——虽然钱玄同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但他并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崇洋派,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

电视剧《觉醒年代》,演绎了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段颇为有趣的掌故——“双簧信”。正是这一事件,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而这一事件的主角,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文字改革的旗手钱玄同,却自演了一次他所批判的“反面角色”。

一出“双簧”成新文化运动标志性事件

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之后,编辑方法和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只刊载白话文,且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

这些变化实际上是杂志新文化主张的昭昭宣示。然而,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敌人”出来迎战。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新文化阵营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

1918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口吻,给《新青年》杂志社写了一封公开信。全信用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其中说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公开信还认为,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林纾。

刘半农署名为“本社记者半农”,也写了一篇,标题为《复王敬轩书》。全文洋洋洒洒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

轰动一时的“双簧信”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从书斋推广到大众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促成《狂人日记》发表

钱玄同早年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3年8月,钱玄同由浙江杭州转往北京,先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又于1915年就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年至1927年间,钱玄同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917年初,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杂志寻求合适的撰稿人。他记起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

一次,钱玄同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钱玄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他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5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在北大任教期间,特立独行也是钱玄同的“符号”。

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是钱玄同的弟子。他晚年这样回忆道:“第一次考钱先生这门课,上课钟响后,钱先生走上讲台,仍抱着那个黑色皮书包,考卷和考题发下之后,他打开书包,拿出一叠什么,放在讲桌上,坐在桌前一面看一面写,永远不抬头。我打开考卷,看题四道,正考虑如何答,旁坐一个同学小声说,好歹答三道就可以,反正钱先生不看。临近下课,都交了,果然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注册科,放下就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盖一个,只要曾答卷就及格。”

张中行回忆,钱玄同这样做是因为他治学一向求实求高。他认为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毫不相干。他自己讲课认真仔细,台下学生学习用功,双方目的已经达到,考试就大可不必了。

新京报记者 吴为

实习生 李子仪

(责任编辑:王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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