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筛星辰大海，谁在负重前行？

文 | 阑夕

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风险让外界意识到，很多时候“防”比“治”更具有战略意义。

举一反三，这个推论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终极难题癌症面前，同样适用。相较于抗癌纪录片里的“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能在癌症发生前进行有针对性的排查、拦截和自救，结果会不会是另一个中国式抗疫奇迹？

我们在讨论的可能性，正是癌症早筛行业的“星辰大海”。

这个即将孕育出万亿规模的蓝海市场，其社会价值远超商业本身。今天我们不妨深入聊聊中国癌症早筛行业的发展现状，看看早筛的全面普及存在哪些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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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万亿市场，更有人性之光

一言蔽之，癌症早筛的本质是让普通人拥有与死神赛跑的能力。

不久前诺辉健康董事长陈一友、启明创投执行董事张奥等业内大佬围绕癌症早筛展开过一次对话。陈一友认为，癌症早筛的意义在于，让消费者以周期化检查的形式尽早防止、发现癌症，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的转化。

尤其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多一人建立起正确的早筛认知，就多一个拯救生命的机会窗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去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总数的23.7%，位居全球第一。更加可怕的是，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为300万，占全球癌症死亡总人数的30%。

血淋淋的数字背后，不乏“钱花了人没了”的无奈和心痛。对癌症的恐惧，还催生了巨大且参差不齐的内容市场。在社交平台上，《癌症是吃出来的？不想激活“癌症之王”,饮食坚持“2多3少”!》《癌症是可以预防的,掌握以下4个方法,让自己拥抱健康生活》之类的文章，在老年甚至中青年群体中广为流传。

事实上，癌症的确可以预防。但绝不是靠养生文中“秘方”和“神药”，而是依靠前沿的生物科学技术，即前文中提到的癌症早筛。

顾名思义，癌症早筛即通过各种手段，在“无症状”阶段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包括但不限于B超、X光、肛门直肠指检，妇科体检中的巴氏涂片、乳腺钼钯摄片等。其他很多疾病一样，癌症的“早发现早治疗”对癌症患者的预后异常重要。世卫组织认为,多数癌症可以在早期时候筛查发现，并且五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

以中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肺癌为例，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5%，即使近年来免疫疗法广泛应用，也不过是提升到1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期肺癌可通过根治性手术切除进行治疗，10年生存率可达到92%。

再比如直肠癌，早筛机制可以为患者争取更多的自救缓冲时间。提升存活率的同时，避免病痛折磨和肠镜带来的精神、肉体双重痛苦。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教授提出，结直肠癌的早筛早诊治愈率在90%以上。

对于潜在病患来说，早筛无论从便捷度和体感层面，还是经济效益层面，都有全面普及的意义。这种以防代治、以防促治的新模式，有望大幅提升中国居民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从而侧面提升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可以肯定的是，癌症早筛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市场空间驱动”，更是敬畏生命的必然产物。随着行业不断发展，早筛有望成为人人用得起、为生命保驾护航的一种“防癌保险”。从宏观角度看，癌症早筛可以在居家环境下完成粪便提取和送样，也就能够释放更多的医院人力、物理资源。这个正反馈的链条的建立和强化，将对整个医疗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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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星辰大海，谁在负重前行？

海通国际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仅肠癌早筛行业的市场空间就高达1620亿元。

大刚需、有钱景、能共赢...癌症早筛无论是对全社会还是对患者及其亲属，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迄今为止，癌症早筛依然无法普及？

答案是，癌症早筛的研发路径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极高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就好比，市场参与者走在一根看不到尽头的钢丝之上，且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万丈深渊。

美股癌症早筛龙头精密科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自1995年创立以来，公司专注于大肠癌筛检产品。在十余年里公司研究进展过于缓慢，投资者看不到明显技术突破，一度把股价杀至0.22美元。直到2014年，精密科学推出结直肠癌早筛产品Cologuard，成为全球首个经FDA批准上市的癌症早筛产品，这才迎来股价的高光时刻。

精密科学用身体力行证明了癌症早筛的商业化可行性，但敢于跟进的企业却少之又少。

截至目前，全球仅有两家企业拿到癌症筛查的产品许可证。一个是精密科学的Cologuard，另一个就是诺辉健康旗下的常卫清，获批中国国家药监局首个且是唯一的癌症早筛证。今年年初，诺辉健康已登录港交所，上市以来股价气势如虹。

即便如此，诺辉健康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兼CEO朱叶青依然认为，癌症早筛任重而道远。在他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是对用户有价值的癌症早筛产品：第一，要有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第二，要有简便的确诊办法；第三，要有可行的临床干预手段。

这是朱叶青的经验之谈，也是领诺辉健康团队以7年研发时间为锚，拿下癌症早筛证之后得出的结论。

从后视镜来看，用7年时间跑通一条细分赛道，似乎是一个“可被接受”的选项。不过，结合彼时的大环境来看诺辉健康的创业史，就会发现其艰辛超出所有人想象。甚至可以说，是这家公司压上自己的“全部”，才撬开了这片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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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艰难的选择，是一种商业哲学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现年90岁的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树教授，就在浙江开展大肠癌筛查。相对而言，这是开展较早、群众健康素养较高的癌症早筛种类。

但直到2008年，“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肠癌筛查工程”依然面临重重尴尬。据媒体报道，原计划的6万份问卷只有不到2万居民接受调查。期间，2412位居民经过筛查被列为大肠癌高危对象。无论专家怎样的“苦口婆心”，多数人都对免费肠镜检查表示拒绝，

最终只有886人接受免费检查。

在新事物面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终归需要勇气，但早筛产品的研发普及还有更大的难点。据朱叶青回忆，在常卫清研发成功后，他决定启动大规模临床试验，通常而言，这种实验会由政府牵头来做，但无论是社区、公共卫生事业还是疾控中心等各个部门，都没有足够的专科实力以及资金来做这类试验。

对于朱叶青和诺辉健康来说，眼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被动等待，要么主动出击。

朱叶青选择了后者。

他专程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丁克峰作为试验的主要负责人。而丁克峰选择了所有试验种类中，耗时最长、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癌症早筛注册临床试验。

来自全国八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共计千余人，组成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试验团队。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八个组的负责人每月都要开会讨论。中间碰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几乎没人数得清。

在这场“看不到头”的探索中，另一个插曲干扰了研发进程：一家企业拿到了难度远比前瞻性试验小很多的辅助诊断证。彼时正值诺辉健康的C轮融资，朱叶青因此饱受质疑。有声音劝他学习对手主动降维，不要考验“资本的耐心”。

作家廖一梅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很笨，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的笨不是脑袋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竖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在从小到大、数不胜数的每一次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

按照这个说法，朱叶青无疑也是个“笨人”。他没有走更容易、更易被资本接受的道路，而是一次次说服投资人，提振他们对前瞻性试验的信心。

2020年1月10日，试验正式宣布结束。阴性预测准确率为99.6%，癌前病变灵敏度达到63.5%，比cologuard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更为意义深远的是，诺辉健康的壮举缩小了中美之间在该领域的差距。

10个月后，诺辉健康宣布拿到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证。又过了3个月正值疫情，朱叶青、陈一友与郑树教授、丁克峰教授、爱康国宾张黎刚和杭州高新(300478,股吧)区（滨江）区长李志龙等人一起在杭州完成“云敲锣”，成就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

“诺辉健康是有一家有着倔强理想的公司，我们的理想是癌症早筛的星辰大海。有理想的人从不做选择题，只做证明题。”在上市致辞中，朱叶青很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却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

在商业世界，很多人将“轻而快”和“高投资回报率”视为真理，极其厌恶不确定性。问题在于，终归要有人去探索“艰难的正确”，做沉重、缓慢但必须要做的事情。践行这种商业哲学的公司越多，“卡脖子”的问题才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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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早筛最后一公里：“声”入人心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宁愿在生命的最后6个月花掉他毕生70%的积蓄，甚至他们全家人70%的积蓄去延长6个月的生命，也不愿意在早期去花一点点钱，每一年去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去防止或更早的发现癌症。”

陈一友提到的现象，是癌症早筛普及过程中的一大“拦路虎”。

当年诺辉健康的三位创始人也曾对此感同身受：他们曾是北大生物系同班同学，共同研究与肿瘤相关的课题。然而，研究过程中三人发现肿瘤病人在医院没有任何议价权，并且治疗过程异常痛苦。三人才下定决心，试图以“防”代“治”，试图从根源处改变肿瘤病人的命运。

时至今日，常卫清已经走入千家万户。诺辉健康也覆盖了中国约119个城市、235家体检中心、36家保险公司、316家医院及诊所、457家药店、78个网上平台和超40家科研机构。

诺辉健康的早筛星辰大海渐入佳境，但公众认知普及却是任重道远。

据一项研究表明，1976年-2014年，美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其中死亡率下降达到了51%，美国对大肠癌死亡率下降进行过归因分析，其中生活方式改善等预防措施起到了35%的作用，筛查起到了53%的作用，而治疗手段的进步仅起到了12%的作用。

2014年，距离“大肠癌筛查工程”只有6年。彼时，只有三分之一的大肠癌高危患者，愿意接受免费的肠镜检查。如今中国居民的健康素养势必高于2008年，但癌症早筛的用户教育还远远不够。

2020年，中国死亡人口为998万人，其中300万人死于癌症。按照人一生中认识3000人，其中有200人比较熟悉来算，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50-60个亲友/同学/同事为癌症所困。

换言之，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早筛产品用户，并建立、普及正确的预防观念，将能够影响到数十人的未来。

朱叶青认为，用户教育是早筛产品推广的关键，用户依从性大于一切，大家愿意用才是商业化的基础。他曾做过一个比喻，“棋手下棋大概预见5步，棋圣预见50步，AlphaGo预见150步。”

当公众能够如相信阿法狗和人工智能一样，相信癌症早筛产品的“预见性”时，诺辉健康等相关企业的科研价值才会得到完全释放。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的道理人人皆知，那么当一款成熟的早筛产品摆在面前时，你又会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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