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马利亚的自白》剧照。
《马利亚的自白》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译者：张芸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6月
科尔姆·托宾擅长描写亲情，以刻画人物细腻幽微著称。《马利亚的自白》即是一例。这部作品在2012年出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一般的亲情小说，而是对《圣经》故事的重写。
在母亲眼里，儿子只是儿子
在基督教文化里，耶稣以自身的殉难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而马利亚以慈母心肠爱护基督，具有服从、谦逊、忍耐的传统美德，代表了众人信仰的母性力量。
这部作品的设定是一部回忆录。触发回忆的契机是两位使徒的到访。小说从开始就洋溢着不安与反抗的情绪。马利亚非常抵触他们的到来，她感觉到他们的体内有某种饥渴和粗野，沸腾着一股野蛮的兽性，他们供她衣食，保护她，照顾她，而她必须向他们提供符合用意的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未必出于她口，却都归于她的名下。
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设定，等于说，托宾企图推翻基督教文化的基石。这个文化与它的执行者，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兔子和老鹰是一种象征。男子带来的笼子关着愤怒的大鸟，它失去了自由，只能把愤怒投向它的祭品，那些扔进笼子的、柔弱的兔子。他们要求马利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那一日”，想要掌握所谓的详情。
在双方对谈的过程里，马利亚不肯回应他们的要求，她觉得，某些东西会在她的体内崩溃。所以，他们只能用“他”、“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在这儿的那个人”、“你们的朋友”、“你们感兴趣的那个人”来称呼他。
姓名是一种定义与归属。托宾用这样一种隐喻的方式，让这位众人信仰的神圣变得虚无。在这部小说里，他的存在感轻到几乎难以觉察，在母亲回忆里的出场都是有限的，经常要由他人转述行踪。在他还没有变成神的时候，马利亚就认识他，就了解他的一切。小说有许多处描写一家三口温暖的相处日常，一个普通的孩子在乡野田间玩耍的生活。
当他强调安静，向他们发表演说，马利亚觉得他的声音虚伪极了，语气里尽是矫揉造作。拉撒路的复活、“五鱼二饼”的演示，在她心里唤起的并不是奇迹，而是忧虑。她提醒他处境的危险，而他高声宣扬与她的分离，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她在时间里追溯一个无助的婴儿是怎样变成小男孩，怀着男孩的恐惧和忐忑，成为一个有着奇特想法的青年。她看见了一种既定的、真正堪称神奇的威力的形成。她看着他走向结局，他们说他的死给了他们生，用他的死救赎了这个世界，而她转向他们，缓慢，仔细，注入全部气息，全部生命，说道：“当你们说他救赎了这个世界时，我会说，那不值得，那不值得。”
她被要求说出故事，而她努力说出她所认识的他。那是仍然需要被她保护的儿子，最后在舆论的大环境里被捧杀、被牺牲。他们表面上尊重他，奉他为神，实际上却轻慢他，利用他。唯有她，以母亲的身份，牢牢记得他，记得他的过往，甚至以强悍的搏杀姿态，拒绝他们坐在那把满载家庭温情的旧椅子上，那才是她心目中不可玷污的圣迹。
托宾作品的马利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可是，她不是服从、谦逊、忍耐的圣母。
“马利亚”如何可见
《马利亚的自白》的主题，是反传统的，同时，它沿袭了另一种传统。
马利亚的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犹太教不主张女神崇拜，脱胎于犹太教的早期基督教并不认为马利亚是神圣的。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五世纪时，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为马利亚加上“天主之母”的头衔，六世纪时，教会指定“圣母升天节”以纪念马利亚结束在世生命之后灵魂、肉身一齐被接进天堂的神迹，圣母崇拜从此固定仪式化。头戴光环、怀抱圣婴的圣母，经常出现在教堂壁画和宗教的器物上。这些圣母高度符号化、抽象画，庄严肃穆，高高在上。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马利亚开始回归到人性化的母亲形象，比如，拉斐尔的马利亚画像，就是娴静温柔的年轻女子。
耶稣的形象也经历了人工化的造神过程。信仰基督的这个宗教派别诞生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历史环境下。但是它诞生的确切方式仍然晦而不明。有关圣经的学术研究发现，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的开篇均表明，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人们奉他的名传道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后来的传道在性质上有别于耶稣本人的传递。
拉宾的马利亚，包括马利亚眼里的耶稣，都挣脱了神性的枷锁，回归到世俗的人的位置。这部作品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是对圣经的批判性诠释，并且在当代社会的语境里加入了性别政治的问题。《圣经》中有许多明显属于父权制观念的内容，忽视女性的存在，要求妇女顺从男人，把男性的地位置于女性之上。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马利亚成为最重要的见证人，托宾有效地将她的声音扩大传播，坚持作为独立个体不断持续发声。
托宾生活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爱尔兰家庭。他在随笔《土生子》里曾经描述小时候全家跪念《玫瑰经》，走过教堂的通道领圣餐的仪式等场景，随着成长，他发现周围的人对安全感、金钱、权力、地位的兴趣要远多于对上帝的爱或对上帝之仁慈的深信。20世纪70年代，托宾在大学期间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他当时认为宗教是一种无稽之谈。后来，托宾成为一名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与思考的深入，托宾越来越意识到宗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他原先以为的那么简单，绝不能嗤之以鼻。
20世纪90年代初，托宾踏上从西欧到东欧的旅程，参观各城镇的游行和庆典活动。这趟旅程后来汇聚成为游记《走到世界尽头》。托宾观察人们对宗教的笃信与敬畏，重新认识宗教在欧洲的发展、在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在精神治疗的实验中陷入亲人离世的悲痛情境，然后在宗教的氛围里感到安慰和治愈。托宾的艺术素养很好，他在旅行中还多次谈及圣母像和圣母画带给他的感动。这些体验是他的小说作品植根的土壤。
把《走到世界尽头》与《马利亚的自白》对读，我认为，后者指向的是一个具有批判自觉的文学行为，但与其说它挑战观念，它其实可以更致力于揭示固有模式中的矛盾和悖谬，探索更大的、关于言说之本质和目的的问题，为此，它必须反对权威，让“失语”者复活。
别样阐述是否可能
托宾最著名的代表作《大师》，是以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为蓝本的。托宾的写作深受詹姆斯的影响。詹姆斯认为，小说应当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他的创作评论还强调了视角、场景、氛围、诗性、想象力、叙述意识中心等要素。
我们在托宾小说里能够明显感觉这些要素的运用。叙事潺缓、忧伤，引起共鸣。但是，在有些时候，这种过于细腻的风格，恰恰损伤了作品的力度。《马利亚的自白》强调母亲对儿子的爱意，围绕这种爱意的、我们都熟悉的普遍的情感，是我们共有的恻隐，但它具有天然的预期性，很难召唤我们对更大问题的关注，在更加深入的现实层面里挖掘悲剧的根源。
不妨以加缪的《局外人》做个印证。“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母亲之死构成了小说的重大事件。但是，《局外人》没有总是纠结于亲情的叙事，它的“局外人”符码负载着更多的社会内涵，它的能指本身在更广阔的语义结构阐释中延展成为丰富的意指。加缪具有冷静地分拆各种权力结构的能力，凸显了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吞没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孤独，指向荒谬的“他世界”对人的异化。而马利亚尽管在争取个人的存在意义，但她的诉求在母性话语的表述下被自然化和合理化，那种结构化的整个体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摧毁。
这是一部自白体回忆录，换言之，采取第一人称叙事的单一视角。这种叙事手法有一个最大问题，即视角的狭窄。这是这部小说让我感觉单薄的原因之一。相比而言，包含了九个短篇的托宾小说集《母与子》，故事形形色色，人物多种多样，视角的相互折射把这些单一的故事组合成为共同体式的文本，让“亲情”这个古老主题焕发活力。
读者只能跟随马利亚的踪迹，品读母亲眼里的往事与对儿子的思念。托宾不能拔高马利亚的思想，让她成为超脱时代的先锋女性。圣经文本的原著表达，也限制了作家的发挥。这部作品的先天弱点很难克服。如果它能嵌套一对现代社会母与子的故事，与马利亚和耶稣形成呼应，把视角和结构复杂化，会不会更有立体感和层次度，更值得反复咀嚼呢？
撰文/林颐
（责任编辑: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