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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的自白》 马利亚的隐匿与呈现

06-03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17分钟

《马利亚的自白》 马利亚的隐匿与呈现

话剧《马利亚的自白》剧照。

《马利亚的自白》 马利亚的隐匿与呈现

《马利亚的自白》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译者:张芸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6月

科尔姆·托宾擅长描写亲情,以刻画人物细腻幽微著称。《马利亚的自白》即是一例。这部作品在2012年出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一般的亲情小说,而是对《圣经》故事的重写。

在母亲眼里,儿子只是儿子

在基督教文化里,耶稣以自身的殉难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而马利亚以慈母心肠爱护基督,具有服从、谦逊、忍耐的传统美德,代表了众人信仰的母性力量。

这部作品的设定是一部回忆录。触发回忆的契机是两位使徒的到访。小说从开始就洋溢着不安与反抗的情绪。马利亚非常抵触他们的到来,她感觉到他们的体内有某种饥渴和粗野,沸腾着一股野蛮的兽性,他们供她衣食,保护她,照顾她,而她必须向他们提供符合用意的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未必出于她口,却都归于她的名下。

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设定,等于说,托宾企图推翻基督教文化的基石。这个文化与它的执行者,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兔子和老鹰是一种象征。男子带来的笼子关着愤怒的大鸟,它失去了自由,只能把愤怒投向它的祭品,那些扔进笼子的、柔弱的兔子。他们要求马利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那一日”,想要掌握所谓的详情。

在双方对谈的过程里,马利亚不肯回应他们的要求,她觉得,某些东西会在她的体内崩溃。所以,他们只能用“他”、“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在这儿的那个人”、“你们的朋友”、“你们感兴趣的那个人”来称呼他。

姓名是一种定义与归属。托宾用这样一种隐喻的方式,让这位众人信仰的神圣变得虚无。在这部小说里,他的存在感轻到几乎难以觉察,在母亲回忆里的出场都是有限的,经常要由他人转述行踪。在他还没有变成神的时候,马利亚就认识他,就了解他的一切。小说有许多处描写一家三口温暖的相处日常,一个普通的孩子在乡野田间玩耍的生活。

当他强调安静,向他们发表演说,马利亚觉得他的声音虚伪极了,语气里尽是矫揉造作。拉撒路的复活、“五鱼二饼”的演示,在她心里唤起的并不是奇迹,而是忧虑。她提醒他处境的危险,而他高声宣扬与她的分离,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她在时间里追溯一个无助的婴儿是怎样变成小男孩,怀着男孩的恐惧和忐忑,成为一个有着奇特想法的青年。她看见了一种既定的、真正堪称神奇的威力的形成。她看着他走向结局,他们说他的死给了他们生,用他的死救赎了这个世界,而她转向他们,缓慢,仔细,注入全部气息,全部生命,说道:“当你们说他救赎了这个世界时,我会说,那不值得,那不值得。”

她被要求说出故事,而她努力说出她所认识的他。那是仍然需要被她保护的儿子,最后在舆论的大环境里被捧杀、被牺牲。他们表面上尊重他,奉他为神,实际上却轻慢他,利用他。唯有她,以母亲的身份,牢牢记得他,记得他的过往,甚至以强悍的搏杀姿态,拒绝他们坐在那把满载家庭温情的旧椅子上,那才是她心目中不可玷污的圣迹。

托宾作品的马利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可是,她不是服从、谦逊、忍耐的圣母。

“马利亚”如何可见

《马利亚的自白》的主题,是反传统的,同时,它沿袭了另一种传统。

马利亚的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犹太教不主张女神崇拜,脱胎于犹太教的早期基督教并不认为马利亚是神圣的。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五世纪时,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为马利亚加上“天主之母”的头衔,六世纪时,教会指定“圣母升天节”以纪念马利亚结束在世生命之后灵魂、肉身一齐被接进天堂的神迹,圣母崇拜从此固定仪式化。头戴光环、怀抱圣婴的圣母,经常出现在教堂壁画和宗教的器物上。这些圣母高度符号化、抽象画,庄严肃穆,高高在上。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马利亚开始回归到人性化的母亲形象,比如,拉斐尔的马利亚画像,就是娴静温柔的年轻女子。

耶稣的形象也经历了人工化的造神过程。信仰基督的这个宗教派别诞生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历史环境下。但是它诞生的确切方式仍然晦而不明。有关圣经的学术研究发现,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的开篇均表明,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人们奉他的名传道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后来的传道在性质上有别于耶稣本人的传递。

拉宾的马利亚,包括马利亚眼里的耶稣,都挣脱了神性的枷锁,回归到世俗的人的位置。这部作品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是对圣经的批判性诠释,并且在当代社会的语境里加入了性别政治的问题。《圣经》中有许多明显属于父权制观念的内容,忽视女性的存在,要求妇女顺从男人,把男性的地位置于女性之上。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马利亚成为最重要的见证人,托宾有效地将她的声音扩大传播,坚持作为独立个体不断持续发声。

托宾生活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爱尔兰家庭。他在随笔《土生子》里曾经描述小时候全家跪念《玫瑰经》,走过教堂的通道领圣餐的仪式等场景,随着成长,他发现周围的人对安全感、金钱、权力、地位的兴趣要远多于对上帝的爱或对上帝之仁慈的深信。20世纪70年代,托宾在大学期间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他当时认为宗教是一种无稽之谈。后来,托宾成为一名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与思考的深入,托宾越来越意识到宗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他原先以为的那么简单,绝不能嗤之以鼻。

20世纪90年代初,托宾踏上从西欧到东欧的旅程,参观各城镇的游行和庆典活动。这趟旅程后来汇聚成为游记《走到世界尽头》。托宾观察人们对宗教的笃信与敬畏,重新认识宗教在欧洲的发展、在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在精神治疗的实验中陷入亲人离世的悲痛情境,然后在宗教的氛围里感到安慰和治愈。托宾的艺术素养很好,他在旅行中还多次谈及圣母像和圣母画带给他的感动。这些体验是他的小说作品植根的土壤。

把《走到世界尽头》与《马利亚的自白》对读,我认为,后者指向的是一个具有批判自觉的文学行为,但与其说它挑战观念,它其实可以更致力于揭示固有模式中的矛盾和悖谬,探索更大的、关于言说之本质和目的的问题,为此,它必须反对权威,让“失语”者复活。

别样阐述是否可能

托宾最著名的代表作《大师》,是以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为蓝本的。托宾的写作深受詹姆斯的影响。詹姆斯认为,小说应当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他的创作评论还强调了视角、场景、氛围、诗性、想象力、叙述意识中心等要素。

我们在托宾小说里能够明显感觉这些要素的运用。叙事潺缓、忧伤,引起共鸣。但是,在有些时候,这种过于细腻的风格,恰恰损伤了作品的力度。《马利亚的自白》强调母亲对儿子的爱意,围绕这种爱意的、我们都熟悉的普遍的情感,是我们共有的恻隐,但它具有天然的预期性,很难召唤我们对更大问题的关注,在更加深入的现实层面里挖掘悲剧的根源。

不妨以加缪的《局外人》做个印证。“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母亲之死构成了小说的重大事件。但是,《局外人》没有总是纠结于亲情的叙事,它的“局外人”符码负载着更多的社会内涵,它的能指本身在更广阔的语义结构阐释中延展成为丰富的意指。加缪具有冷静地分拆各种权力结构的能力,凸显了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吞没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孤独,指向荒谬的“他世界”对人的异化。而马利亚尽管在争取个人的存在意义,但她的诉求在母性话语的表述下被自然化和合理化,那种结构化的整个体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摧毁。

这是一部自白体回忆录,换言之,采取第一人称叙事的单一视角。这种叙事手法有一个最大问题,即视角的狭窄。这是这部小说让我感觉单薄的原因之一。相比而言,包含了九个短篇的托宾小说集《母与子》,故事形形色色,人物多种多样,视角的相互折射把这些单一的故事组合成为共同体式的文本,让“亲情”这个古老主题焕发活力。

读者只能跟随马利亚的踪迹,品读母亲眼里的往事与对儿子的思念。托宾不能拔高马利亚的思想,让她成为超脱时代的先锋女性。圣经文本的原著表达,也限制了作家的发挥。这部作品的先天弱点很难克服。如果它能嵌套一对现代社会母与子的故事,与马利亚和耶稣形成呼应,把视角和结构复杂化,会不会更有立体感和层次度,更值得反复咀嚼呢?

撰文/林颐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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