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
在中国，这个答案或许有些残忍。
前不久，北京的一位处长体验了一把外卖员的生活，得到的结论是：太不容易了，工作12小时才赚了41元，很委屈！
5月10日，这位处长携巡视组又与美团的公司代表进行了对话，得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第一，美团平台上注册的外卖员有1000万人，但这1000万人都不属于正式员工，而是外包给承包商的。
因为是外包关系，所以很多外卖员只能得到最低标准的社保，甚至没有社保！
第二，巡视组问：如果外卖骑手发生意外了，是美团负责，还是供应商负责？美团代表很直接：“这事儿就是商业保险来负责了，骑手太多，我们没办法完全直接负责任。”
你猜怎么着，就是每天3块钱的商业保险，美团都是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的！
美团公司的代表即便是在巡视组面前，都是冷漠而傲慢的语气。
他们，何曾把工人当人！
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的外卖市场从634.8亿元增长到了8352亿元。
用户和资本，几何式的增加，肥的当然是资本家的腰包。
饿了么成功被阿里高价收购，美团的股价也是一路狂涨。
从创业小公司到行业巨头，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而滋养着这些巨头的，就是无数的外卖员。
陈辉（化名）是“美团”的一名员工，从工地辞职加入外卖行业后，他的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
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每周有一到两次值班到夜里12点，一个月只能休息1~2天。
虽然穿着“美团”的衣服，但他并不是“美团”的真正员工，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分配过去的。
接单，取餐，送餐。
在外卖平台的计算下，他的送餐时间一再被压缩。
从一小时到45分钟，再到30分钟。
APP上有一个送餐倒计时，他捧着手机就像捧着定时炸弹，因为一旦不能按时送达，就会面临罚款！
超时10分钟罚款5元，20分钟10元，以此类推；另外和客户发生口角，罚款50。
罚款明细表上，所列事项高达10多条。
为了赶时间，他骑电动车的速度，只能用“不要命”来形容。
如今，我们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关键词“外卖、交通事故”，可以检索到1380万个结果。
几乎每天都有外卖小哥的事故发生。
2015年4月，一个高中生被“美团”的外卖员撞伤，最后法院认定送餐员抢时间，和行人相撞，美团赔偿了15.7万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因涉嫌闯红灯被撞身亡。
前段时间，外卖小哥猝死的消息引爆全网，你猜美团赔了多少钱？
仅仅60万。
巡视组问美团代表：“这是在你们的商业险之外，还是迫于舆论压力？”
美团代表回答：“应该是后者。”
代表的潜台词是，要不是那么大的舆论，也不会赔60万。
可能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卖员的命，都不值60万！
即便风险和压力如此之大，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挤入这个行业。
对千千万万来大城市务工的人员来说，不送外卖，又能做什么呢？
去工厂，那里是冷漠的流水线生产以及准军事化的管理，不仅劳动强度大，还不允许工人随意走动、交谈以及玩手机，每天累得要死。
而城市里很多白领的工资，也不过五六千而已。
如果拼命跑外卖，工资是可以达到八千到一万的。尽管没有用工合同，没有社保。
外卖平台也抓住了务工者的心态，他们通过外包公司节省了搭建庞大物流团队的成本和时间，也顺势推诿了几十万外卖大军的社保责任。
有人计算，一旦美团被要求为近千万外卖小哥缴纳五险一金，每年成本将上升至少100亿元。
为了省下这笔钱，巨头们不择手段。
以“美团”为例，2014年初，美团只有200多名员工，覆盖范围也只有全国的20个重点城市。
如今，“美团”拥有一个超过300万人的配送团队，当中仅有数万人是直属员工。
在大多数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卖员并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更谈不上五险一金。
薪酬结构中，没有底薪，仅以每单获取配送费提成作为酬劳。
更隐形的压榨是，外卖员以为他们的工作是自由的，可以到处跑。
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
随着大数据的计算，这些巨头已经用一整套的算法，将外卖员的轨迹控制得死死的。
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让这些骑手陷入到资本定制的 “赶工游戏”中。这变相地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强度。
有研究显示，骑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1.4小时，这已经是制造业“血汗工厂”的标准。
在算法下，外卖员的身体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
就像去年很火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所写：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是的，资本家从来不会对工人心慈手软，有些人逃出了富士康的流水线，但却没逃过美团的大数据。
平台们掌握的大数据，不是为用户服务的，而是为了他们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者，最大程度地忽悠消费者！
可以看到，在制造业不景气的环境下，外卖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转变。
比起工厂的压榨，互联网平台的压榨更隐蔽。
以制造行业，农民工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善工作生活处境，工厂一般也会缴纳最低的五险。
但在外卖经济中，这些都可以规避。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惩戒员工的数额不能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如果扣除后的数额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是，目前平台对骑手的惩罚措施却不受限制，往往客户一个差评就能让骑手一周的劳动化为乌有。
一个外卖员散户，靠什么对抗这些巨头？
外卖平台就是用法律中的模糊关系，让平台对骑手享有最大的控制权力，承担最小的责任！
拿着智能手机，骑着电动车奔驰在大都市的他们，仍然是一群吃青春饭的打工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在何方，也没有人给他们保障。
当然，可能也有个别极端现象。
比如京东，每个保安，每个保洁，每个快递员都跟京东有劳动合同，刘强东也坚持全额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
刘强东说：“如果你这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了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赚了多少都会让我的良心不安，我没有成就感。”
不过，刘强东也只有一个，京东的员工也是有限的，资本家的承诺也是说变就变的。
如何拯救1000多万吃着资本家“残羹冷炙”的外卖员呢？
我们期待国家能看到这群在太阳底下，晒不到“太阳”的人！
出台政策，给巨头一些限制，给他们一点关怀！
如果你也点过外卖，希望可以将这份呼唤接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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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