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奇迹》

经济地理学视野下的深圳开放四十年

自1960年开始，香港经济进入黄金时期。在随后的三个10年里，其GDP每10年便能够翻一番，“东亚奇迹”名不虚传。一般认为，在1841~1950年的110年间，香港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转口贸易额趋于萎缩，从而逼使香港在短时间内适时调整经济结构。或许是机缘巧合，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工业转型期。美、日等国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工人短缺和工资上扬，因而要想大力发展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工业，自然需要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进行转移。香港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机遇，集中力量发展服装、塑胶、玩具、钟表、化工、电子等轻工业，也因此成为亚洲地区制造业中心之一。到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产品出口的比重已由50年代初的10%增加到80%左右，这标志着香港经济结构已成功地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变为以轻工业制造业为主。

在20世纪70年代，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在香港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能源、矿产资源等初级价格上涨，严重压缩了美、日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20世纪80年代，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又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高科技产业领域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新战场。为了快速占领制高点，美、日必须尽可能多地丢掉旧包袱。于是在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的同时，标准化的技术产业也开始在外布局，最终促成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道风口。

如果说天时始于运气，那么最终的成功则依托于人和。在外部环境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不失时机地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对腐败采取了零容忍态度，从而极大地促使香港逐渐转轨为现代、透明的高效政府典范。与此同时，伴随着法治的进一步健全，金融发展所需的制度土壤日趋完善。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正式开业，标志着由外资统治香港证券市场的旧格局被首次打破。在基础建设领域，香港政府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金融与房地产这一孪生兄弟出现盘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的迅速转型。然而，香港的历史机遇还远不止于此。

二、创新的港深“前店-后厂”模式

纵观全球，任何港口贸易的发展都依赖于腹地经济的滋润，比如新加坡植根于南亚、东南亚经济，鹿特丹则以西北欧为依托。因此，香港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与内地密切相关，这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

就香港而言，1980年年初，制造业在本地的发展受到空间狭小、资源短缺、成本高涨、竞争激烈等因素严重阻碍。因此，借助珠三角的巨大优势，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迫在眉睫。对于内地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得资金监管较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大金融财团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以此为跳板打开内地市场，这对于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无疑是强心剂。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悄然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纽伦港”格局初现。数据显示，1979~198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GDP增速均在20%甚至30%以上，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80%。或许恰如歌曲《我的1997》所描述的：“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港深两地合作为深圳带来的效益是可观的，甚至是惊人的。深圳市前副市长邹尔康深用几个数字描述1979年的深圳：工业产值6000万元，农业产值1100万元，两者相加，还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两万分之一。邹尔康因此诙谐地说道：“老百姓(603883,股吧)都夜不闭户，一是因为民风好，另外也没有东西可偷啊。”事情的转折点也恰在这一年。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没有达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为83.53%，平均增速破天荒地达到52.11%。即使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达40.66%。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