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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 寻找木结构寺庙之旅

2021-04-16 新京报
语音播报预计17分钟

五台山 寻找木结构寺庙之旅

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

五台山 寻找木结构寺庙之旅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对梁思成来说,找到一座保存至二十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或许就是他执着的信仰之一。但出于学者的严谨和冷静,他对此并不抱有太大期望。这并非是因为他的眼光不够训练有素,而是现实一再给他冷水。在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的开篇,梁思成坦率地承认:“唐代建筑遗物的实例,除去几座砖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

尽管常识告诉梁思成,佛塔本是佛寺的一部分,但现存的佛塔“不是巍然‘独’存,就是与他脚下的殿宇在年代上有千二三百岁的差别。”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建筑(601668,股吧)作为骨干的梁柱一向以木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质,加以历代中国革命成功的列位太祖太宗们除了杀人之外还爱放火,假使他们没有这种特殊的国民性,千余年的风雨剥蚀,蠹吃虫穿,也足以毁坏不少了。”

1 失望与希望

敦煌莫高窟的木构檐廊,曾给梁思成带来过一线希望。当他在考古学家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照片里,看到“简单雄大的斗拱、八角形的柱、抹灰的墙”时,不禁推断这是“唐代的特征”。但三个月后,伯希和详尽的回信,还是带给他一个失望的答案,檐廊梁上的题字表明,它的兴建时代,是北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宋代木构建筑都已如此珍罕,“唐代建筑更不用幻想。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在一千两百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佛陀波利的僧人从北天竺的罽宾国抵达中土。他的目的,是寻找文殊菩萨的道场,传说中的清凉山。当他来到五台山时,见五峰耸峙,草木茂盛,心生欢喜,于是合掌顶礼。就在这时,一位白衣老人从山谷走出,以梵语命他从天竺取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届时文殊菩萨定会在他面前显现。数年之后,佛陀波利终于取回经书,他再度来到五台山,但见文殊菩萨亲自现身接引,他也合掌端然而逝。

这一神异传说,让五台山自此成为佛教圣地,乃至万里之外的敦煌也被这一传说深深感染。佛陀波利遇见白衣老人的故事,自然也被画在壁画上,同时绘制在壁画上的,还有五台山上的著名寺院。其中,有一座寺院名叫“大佛光之寺”,在五台山图壁画中的一百五十余座寺院中,它并不算最特立高标的一座,但却神奇地蒙受时间与命运的眷顾,让它在一千年后,与梁思成结下因缘。

2 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

梁思成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故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奇版本。据说梁思成是在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中看到了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壁画,才在南台外豆村附近发现了佛光寺。在发表于1945年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他如此写道,“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六年后,梁思成又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中再次重申这一点,而这一次,《五台山图》便成为了发现佛光寺的“旅行指南”。

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两位助手莫宗江和纪玉堂前往五台山。比起第一次从北京前往蓟县的考察,这是一场漫长而又曲折的旅途。从太原开始,他们先是搭乘汽车,但在半路又要换成驮骡,沿着荒僻的山路,进入了五台山。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之佛光山中……一层高,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但能比我们先前所发现的最古木构建筑还要老吗?”

带着满腹的疑问,梁思成一行走进了正殿,高大的佛像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们,宛如置身仙林。

尽管整个塑像群都“经过后世重装,色彩过于鲜缦”,但仍能看出是晚唐时期作品。梁思成推测,如果这些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然而,想要确认眼前的这座建筑是否真的是他魂萦梦牵的唐代建筑,梁思成还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3 在蛛丝马迹中寻找证据

数百年来,梁思成可能是惟一进入这里的人。狭窄的空间,让他只得屈着身体,用手电探视。但当灯光照到头顶的房脊时,梁思成他们看到了骇人的一幕:千百成群的蝙蝠,黑压压地盘踞在脊条上,犹如密密麻麻垂下的阴云,散发出阵阵难闻秽气。

梁思成试着驱逐这些占据殿顶达数百年的黑色住客,但它们顽固地聚挤在上面,不愿展现它们密集身体下的脊檩有无题字。寄生在蝙蝠身上吸血的臭虫也伺机盯上了这些主动献上的人血,蝙蝠的惊飞和臭虫的叮咬,将在接下来的数日里困扰这些辛劳的考察者。

梁思成发现了第一个令人振奋的细节:梁架上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

内柱额上残留的小幅壁画,又给梁思成等人带来了第二个惊喜,其中的一幅与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极为相似。这是梁思成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之外,中国本土惟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关键的证据,在几天狼狈而忙碌的工作后,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现在梁思成等人面前。他们注意到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迹被土所掩盖,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颇难确辨。”众人各凭目力审视许久,揣摩再三,才认出一二官职,但却无法辨别出人名。

这时,林徽因却因为眼睛远视,独自看清了那个人名:

“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之后的回忆中,梁思成兴奋地惊叹道。林徽因担心辨识有误,特意到殿前确定为唐代的石刻经幢上检查刻在上面的姓名,果然看到了“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开列在诸位僧尼的名字之前,并被称为“佛殿主”。石柱上镌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佛光寺由此已经可以确认是唐代木构建筑,但为了严谨起见,梁思成与林徽因请寺僧入村招募工人搭脚手架,好将梁下的土朱洗脱,以穷究竟。但寺僧花了一天,只找到两名毫无经验的老农,筹划一天,才支起一座脚手架。但梁思成等人已经急不可待,他们撕开布单浸水进行擦洗。尽管做了半天只洗出两道梁,而且土朱一着水,墨迹骤然显出,但水干之后,墨色又淡下去,隐约不见。一行人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识读完全文。

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4 战争中失落的报告资料

“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山佛光寺报告。”

1937年7月9日的《北平晨报》第五版以粗体大字刊登出梁思成等人在五台山佛光寺的重大发现。但对那天北平的《晨报》读者来说,却无人关心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报纸头版刊登的消息:两天前,中日军队在卢沟桥爆发冲突,战火如今已经延烧到北平近郊。枪炮隆隆之声,渐行渐近。

闭塞的山村隔绝了消息的来源,让梁思成夫妇与助手们得以在短暂的平静中享受片刻的欢欣。7月15日傍晚,在辛苦忙碌了一天后,梁思成拿到了一捆报纸,头版赫然映入眼帘的大标题让他们大吃一惊——“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

出发前,梁思成曾给费正清夫妇写下一封信,讲述自己考察华北古建的急迫性: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全不相干。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近的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如今,这封信中急迫的忧虑,在逼近的战火中成了一句悲剧性的谶语。战争让存在与毁灭之间的转化变得易如反掌,只消一枚炮弹,屹立千年的古建杰作便会化为飞灰。梁思成自然无法逆料这座寺庙的命运,就像他无法预知自己将来的命运一样。两年后,1939年夏天,猝然而至的洪水淹没了半个天津城。水漫进天津麦加利银行的地下室,营造学社存放在那里的资料严重受损,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考察的资料。

闻听消息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恸哭失声,但却无力拯救。天津此时已经沦入日军魔爪之下,而他们如今也如同浮萍一般,自救不暇,只得在战争的洪水中漂泊浮沉。

撰文/李夏恩

(责任编辑:李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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