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纪朝
[ 为了转型，铜川先后关闭拆除包括号称“亚洲一号”水泥生产线在内的57条落后水泥生产线，以淘汰385万吨水泥产能12亿元工业增加值为代价，对当地9家水泥企业实施整体关闭拆除；积极化解过剩煤炭产能，先后关闭地方煤矿21处，去产能1148万吨，占到当年全市煤炭总产量的36.5%，关闭煤矿数量和退出产能均占到全省三分之一。 ]
在铜川市王益区的一栋住宅里，陈军忍不住又裹紧了衣服。突然降温，让这栋未通暖气的房子，显得有些冰冷。
18岁那年，陈军从西安来到这里，成为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工人，此后多年，他一直住在煤矿的平房里，直到2016年，伴随着煤矿的不断萧条，他也终于“下山”，在印台区以每平方米1000余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栋商品房。
今年已经80多岁的他，见证了铜川的辉煌，如今，也正在见证铜川的衰败与涅槃。
对大多数人而言，位于陕西省中部的铜川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提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少人都读过。在小说里，主人公孙少平曾经挖煤的“铜城”，便是现实中的铜川。
“铜城无铜，出产的却是煤。这城市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激动不安地喧腾着，像一锅沸水。此地煤闻名四方。”路遥在书里写道，正因为这里有煤，气贯长虹的大动脉陇海铁路才不得不岔出一条支脉拐过本省的中部平原，把它那钢铁触角延伸到这黑色而火热的心脏来。
曾经是陕西省第二个省辖市的铜川，最终却因为资源枯竭，经济总量迅速滑落至全省倒数，甚至因为环境污染严重，被称为“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撑起陕西半壁江山
铜川因煤而兴。
指着楼下的水泥路，陈军说，当年，他来到这里时，整个铜川甚至都没有一条完整的水泥路，前来拉煤的客户，赶着骡子、套着马，走在满是尘土的泥土路上，就到矿上来拉煤了。
于是，整个铜川，下雨时一片泥泞，不下雨时尘土飞扬。
“你要敢出来转一圈，（回去时）袜子、鞋都是黑的。”不过，那样的光景却让陈军怀念至今——那是整个铜川辉煌的起点。
陈军来到铜川矿务局数年之后，铜川正式建市，并因此成为陕西省继西安之后的第二个省辖市，那是1958年。彼时，铜川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省会西安，位居陕西省第二，“陕B”也成为铜川的专用车牌。
此时，恰逢国家“一五”计划出台，苏联开始援建国内工业项目，铜川最大煤矿之一王石凹煤矿，因此成为156个援助项目之一，这片充斥着苏联风格的矿区，最终成为西北地区第一座，也是当时最大的机械化竖井。
一份由铜川市提供的资料显示，此后几十年，铜川的煤炭产量不断攀高，甚至一度占到陕西全省煤炭产量的70%。
与王石凹煤矿同时列入“一五”期间重点项目的耀县水泥厂，则与煤炭一起，奠定了铜川西北地区能源、建材基地的地位，也撑起了当时陕西省经济的半壁江山。
“这里有大西北首屈一指的煤炭企业——所产煤炭不仅满足了本省工业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全国十七个省市。”路遥也在《平凡的世界》里描述“铜城”的盛况，从这里出发的火车，一路向南，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除了仅有的两趟客车，其余全部是运煤车。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
耀县水泥厂刚建成时，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泥厂，此后60年间，它累计生产水泥6200余万吨，先后供应到龙羊峡、北京亚运村、秦岭终南山隧道等国家重点工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共和国建设期，全国至少也有四分之一的地方用过铜川的煤和水泥！”遥忆当年，陈军不无骄傲，他的收入也伴随着铜川煤炭的崛起，不断丰厚起来。“刚来时，一个月发3.5元的津贴，后来提高到10元、100元、1000元。”等到他退休时，矿上职工的年收入已经有5万多元，而他每月也能拿到4000多元的退休金。
当地为了煤炭运输便捷，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国有性质的汽车运输公司，每天几百辆运煤车日夜奔驰在运输线上，成为当时铜川经济红火的见证。
“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但令陈军担忧的事情，也在不断发生。
担忧之一便是，身边的煤炭越挖越深、越挖越少，为了挖出更多煤炭，陈军等人不得不到处建矿、拓矿，即便如此，煤炭资源的枯竭，仍是无可逆转。
再之后，伴随着榆林、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等地质量更好、埋藏更浅、开采效率更高的煤矿被开采，铜川煤炭竞争力迅速滑落。榆林一个千万吨级的煤矿，机械化程度高，有几百个工人便可轻松运转。“因为设备老化、开采难度大，铜川同样采1000万吨煤，就得需要数万名矿工。”陈军说，当年依靠苏联技术建立起的煤矿，如今技术开始落后，而全国各地新型火电厂、化工厂对优质煤炭的需求，又让铜川的普通煤炭渐渐失去市场，繁忙的运煤铁路逐渐闲置甚至成为摆设。
担忧之二则是，与资源开采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历经千余年的粗放式挖掘，以及近60年来的规模化开采，到上世纪90年代，铜川可开采煤炭存量锐减、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采空沉陷、民房坍塌、工人失业等一系列资源枯竭问题逐步显现。”铜川市在一份材料中称，当地矿务局曾先后在铜川建成14座大型煤矿，长期煤炭开采导致大面积采空区沉陷问题。
1989年前后，铜川一度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时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在铜川市的所有污染源中，工业污染源占66.66％，交通运输污染源占22.3％；工业污染每年大气排放污染物16.7万吨，交通车辆每年向大气排放铅及氮氧化物1.3万吨。由此导致的肺癌不断涌现，甚至一些西安的医院里，还一度流行起“铜川肺”这个新名词。原因是铜川人去西安各大医院拍CT，因肺部的纹理普遍粗大，明显有别于其他患者。
1993年，中央电视台以“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为题，为外界展现了铜川市的严重污染。
不断累积的污染，最终成为阻碍铜川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首当其冲的，便是人才流失。数据显示，进入90年代后，铜川全市的常住人口便呈现出整体减少趋势，譬如2016年时，全市常住人口尚有84.72万人，到2017年时，已减少1.38万人至83.34万人。
到2019年底，虽然整个陕西省人口增加了11万余人，但铜川市的常住人口，却仍然由2018年的80.37万人减少至78.01万人，再次减少2.36万人。
“至少从近5年数据去看，铜川市每年人口都在不断下降，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铜川市官员赵东晨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感叹，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中青年人才。
铜川市决定谋划转型。
对两大支柱产业动刀
痛定思痛之下，铜川决定对当地“一黑一白”两大支柱产业动刀。
为了转型，铜川先后关闭拆除包括号称“亚洲一号”水泥生产线在内的57条落后水泥生产线，以淘汰385万吨水泥产能12亿元工业增加值为代价，对当地9家水泥企业实施整体关闭拆除；积极化解过剩煤炭产能，先后关闭地方煤矿21处，去产能1148万吨，占到当年全市煤炭总产量的36.5%，关闭煤矿数量和退出产能均占到全省三分之一。
持续的关停，给铜川带去的是经济的疼痛。“仅2016年，关停21家煤矿就拉低了铜川市4个百分点的GDP。”曾在铜川市任职的一位官员说。
铜川经济也开始不断徘徊在下滑边缘。“我们一直在转型道路上艰难探索，一度跌入低谷，加上过去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大家最初对铜川转型确实不太看好。”赵东晨说，很长一段时间，铜川在陕西省的地位，呈现出“鸡肋”状态，“就是没有你吧，好像也不行，有你吧，感觉也不多。”
赵东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作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铜川市的转型比较早，譬如为转型建设的铜川新区，早已建设20多年，但作为资源型城市，有时仍免不了会对资源产生依赖。“有一段时间，因为煤炭形势很好，（铜川的）转型步伐就慢下来了，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最终，铜川市还是在逐渐的探索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
赵东晨分析，陕西省有三大经济板块，秦岭所在的陕南，以绿色保护为主；榆林、延安所在的陕北，以做能源、化工等重工业为主；而省会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带，则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为主。从未来的大产业布局看，铜川正好处于关中平原跟陕北的过渡地带。
“陕北、关中都有万亿级的产业体量，它们一个要北上，一个要南下，都要途经的地方，就是铜川。”为了让前来调研的省领导有更直观的认识，赵东晨这样比喻：如果把陕西省比作一个人，铜川这个位置好比腰椎间盘，腰椎间盘不出毛病，人才能跑得快。一旦铜川在陕西省掉队，那就如同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整个陕西的经济发展就会很难受，甚至会最终制约全省的发展。
“经过这么多年，铜川确实曾给国家的建设做过贡献，但铜川就像一个人，现在生了病，虽然通过吃药、手术，让他活下来了，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给他调理，让他重新容光焕发。”赵东晨说，铜川市曾在一份向上级反馈的报告中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受新旧动能转换所带来的传统过剩产能退出影响，铜川市确实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而且，由于经济体量较小、地域受限等因素制约，错失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创建等多项政策机遇，最终导致铜川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经济总量依然过小、宏观调控倒逼加剧、产业升级任务艰巨、科技创新基础薄弱、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等困境。
人才是短板
“立足于更高层次的区位协同发展，做实陕西制造、铜川配套，做新西安研发、铜川转化，做优关中建设、铜川增材。”这句被历届铜川领导挂在嘴边的话，最终成为铜川转型的新方向，并围绕这一战略，最终确定下六大产业集群：航天科技(000901,股吧)、数字经济、先进陶瓷、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及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等。
“其中，数字经济的起步比较早一点，我们是2017年做规划，2018年先从消费互联网开始，一步一步发展。现在，我们这个产业每年的增长幅度在46%~48%。”赵东晨介绍，仅2020年1~10月，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铜川市仍完成了167亿元的交易额，相当于2019年的全年交易额，在陕西省排名第二，仅次于西安。
至于高端装备制造，铜川市则结合“陕西制造、铜川配套”积极布局，在产业布局上，围绕一个产业，把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品牌引进来，然后再吸引它的上下游产业链次第进驻铜川。
而目前刚刚在铜川建成的铜川航天科技产业园，则成为“西安研发、铜川转化”的践行者。
2018年10月、2020年12月，铜川分别发射了“铜川一号”卫星与“丝路卫星星座”首发星——“智星一号A星”，其中，投资18亿元发射的“丝路星座”，将是未来34个卫星的首发验证星，这意味着，目前铜川不仅正在形成卫星研发、制造、测控以及卫星大数据应用的产业链，更有望把一带一路卫星服务抓在手里。
在大的产业框架之下，铜川市确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北部的宜君县，重点是保护好绿色、好空气；位于中部的印台区、王益区，是当年铜川的城市老底子，以产业转型、城镇更新、生态修复、社会治理为主；南部的耀州区与铜川新区，则是铜川转型的主战场，承担着铜川再次崛起的新任务，该区域内的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以煤电铝联产联营为特色，不仅成为铜川重工业实体转型高端制造业开辟了新路径，也为铜川传统产业引入绿色生态新模式开辟了新疆土。
不过，赵东晨也承认，人才可能是铜川转型最大的短板之一。
“城市的消费靠人，城市的产业更靠人。人流动起来了，人背后的资金流、信息流就能流动起来了。”他说，这些年的铜川，基础性的消费人群都还在，但具有技术背景的产业人口却大量流失，铜川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就是如何继续推进交通更加便捷化，如何服务更加精细化，通过在铜川设立生产、转化基地，把更多精英人才重新吸引回来。在赵东晨的展望中，随着未来铜川的环境改善，就业机会增多，希望能吸引更多来自西安等地的高科技人才到铜川就业。
即将于今年“五一”开通的“绿巨人”动车组，以及正在建设的西延高铁，则有望缩短铜川到西安的距离：乘坐“绿巨人”，可以40分钟到西安，而乘坐高铁，仅需20分钟就能到达西安。
不过，对于陈军而言，他最期待的是，如何能尽快乘上铜川市老城区的城镇更新“列车”，先把家里的暖气通上，从此告别每年凛冽的冬天。
（陈军、赵东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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