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传出交易所可能采用“红黄绿”监管措施来约束城投债发行的消息后，市场对城投债的“审批新政”颇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交易所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对城投债均会进行分档审理，但分档名单并不对外公布，且对于不同档位的发债主体，监管对其募集资金用途有不同的限制。
比如，有的只能用于偿还有息债务；有的可以偿还有息债务和用于经营性项目建设；有的还能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等。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反映出此次“红黄绿”监管更多着重在对募集资金用途的限制上，而非“一刀切”完全禁止城投发债。
接受记者采访的从业者表示，对募资用途的限制将进一步加剧城投债的“信用分层”，尤其是部分信用资质差、财力较差的区域，再融资成本和难度都将会加大，需关注再融资风险；而负债率低、资质优良的城投则基本不受影响。
部分城投募资用途受限
据悉，财政部从2019年起建立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级评定制度，通过对各地隐性债务及债务率进行评估，将债务风险等级分为了红（债务率≧300%）、橙（200≦债务率城投债内部分化加剧
实际上，对募集资金用途的限制自2019年来就已初步显露。据华泰证券(601688,股吧)固收团队统计，从2019年以来，城投债的募资用途就逐渐受限，专项项目投资、补流用途减少，偿还存量债务用途增加。
分时间区间来看， 2004年及之前，募资用途为专项项目投资的城投债占据绝对多数；2005～2012年，募资用途仍然以专项项目投资为主，补充流动性资金有所增加；2013～2017年，专项项目投资用途逐渐减少，偿还存量债务和补充流动性资金两类用途有所增加。
而自2019年以来，城投债募资用途进一步向偿还存量债务集中，这一时间也与建立全口径风险管理系统的时间相符。到了2020年，偿还存量债务在总发行金额中的占比达到74.7%，且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专项项目投资、补充流动资金两类募资用途的比例分别下降至20%以下。
从监管机构来看，不同监管机构对城投债募资用途的监管力度也有区别。华泰证券的研报称，相比而言，目前协会监管的债券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比例最高，限制最严；而交易所则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也可能是“红黄绿”监管的现实基础。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募集资金的严控也是一种精细化管理的体现，不仅有利于控制债券体系内的风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投债的信用分层。“比如债务负担较重、财力较弱的地区，随着监管加码，募资用途将受到更严格的管控，再融资难度明显加大。”前述债券承销人士对记者称，市场对这类企业的认可度也会下降，需警惕他们的再融资风险。
华泰证券研报也提及，考虑到部分城投区域基本面较差，债券市场化发行难度本已较大，有的城投甚至时有8%以上的高收益债券成交。而限制募资用途，将会影响投资人心理预期，引起买方机构自发性收紧，使得城投融资成本攀升，融资条件持续恶化。
“信用分层”在数据上已有体现。据广发证券(000776,股吧)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刘郁统计，2021年3月，31省城投公募债信用利差中有21个收窄，但从分位数水平看，过半数仍处于较高水平。
如从公募债利差看，云南、贵州、内蒙古、辽宁信用利差处于高位，分别为547BP、497BP、474BP、426 BP，且多数仍在持续走阔；而上海、广东、福建、北京等优质地区公募债利差已压缩至100BP以内，且多数仍在持续压缩。“市场仍在自发地抱团优质区域，卖出差资质区域。”刘郁对记者称。
此外，在一级发行市场，自2020年11月永煤违约以来，河南省城投债再融资就持续受阻，至今仍处于信用修复期；部分债务率较高的省份发行城投债势头也相应减弱，如云南省3月份仅发行38亿元，净偿还规模73亿元。
据中证鹏元整理，今年3月高级别主体发债占比上升，主体评级中枢明显上移。具体看，AAA主体发债201只，占比25%，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AA+主体发债357只，占比45%，比上月增长6.1个百分点；而AA主体发债224只，占比28%，较上月下降5.5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