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敌人》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一頁folio|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6月
《另一种美》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7年11月
《两座城市》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8年10月
《捍卫热情》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5年6月
《无止境》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5年5月
《无形之手》 作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版本：一頁folio|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6月
《自画像》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译
在电脑，铅笔，打字机之间
半日过去。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过去。
我生活于陌生的城市，有时和陌生的人
就我陌生的事情聊上几句。
我听大量的音乐：巴赫，马勒，肖邦，肖斯塔科维奇。
我看到音乐里的三种元素：脆弱，力量，和疼痛。
第四种没有名字。
我阅读诗人，活着的和死去的，他们教给我
固执，忠实，和骄傲。我试图理解
那些伟大的哲学家——通常却只是抓住了
那些精致思想的碎片。
我喜欢在巴黎的街上作漫长的散步
看着我的同类生物，为嫉妒，
愤怒，欲望而跃跃欲试；追踪一枚银币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逐渐
失去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被磨损）。
在我身边，众树什么也不表达
除了一种绿色，漠不关心的完美。
黑色的鸟在田间踱步，
耐心等待仿佛西班牙寡妇。
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比我更老。
当我停止存在，我喜欢深深的睡眠，
喜欢在乡间，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看房屋和白杨
像积云，在晴天消散。
有时候我置身博物馆，那些画开口对我讲话
嘲讽，突然间无影无踪。
我爱凝视我妻子的脸。
每个星期天我给父亲一次电话，
每隔一个星期我和朋友们见一次，
以此证明我的忠诚。
我的国家从一种邪恶里自新。我盼望
另一次解放接踵而至。
对此，我能有所作为吗？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这大洋的孩子，
如安东尼奥·马查多写他自己，
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孩子，
而这高尚世界所有的道路
并非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
交叉而过。
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四五年，一个特殊的年份。因战后各方政治势力对领土的重新划分，他被迫在四个月大时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利沃夫（原属波兰，今属乌克兰），迁往格里威策，一个被诗人称为“丑陋的工业城市”的地方。十八岁时扎加耶夫斯基去到波兰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在那里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写诗、投身“新浪潮”诗歌运动，成为该运动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和代表性人物。一九八二年，因波兰颁布戒严法，扎加耶夫斯基自我流放到巴黎，开始了流亡之路，并于二〇〇二年回到克拉科夫定居至今。
东欧的共同历史轨迹深刻影响着东欧作家群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扎加耶夫斯基是这一优秀群体——米沃什、赫贝特、哈维尔、昆德拉、伊凡·克里玛、伊斯梅尔·卡达莱等等——中的一员。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去年十月的采访中，扎加耶夫斯基与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讲述自己对诗歌和文学命运的理解，从而留下最后的一份馈赠。采写/张进
在随笔《理性与玫瑰》中，扎加耶夫斯基这样勾勒米沃什的诗歌道路：
“在早年，他深情的低语述说着世界的秘密和大火；在成熟期，他观察、赞美、批评现实的世界，历史和自然的世界；进入生命的晚期，他越来越多地忠实于记忆的要求，无论个人还是超个人的记忆。”
回顾扎加耶夫斯基的中译本诗集，从诗选《无止境》到诗集《无形之手》和《永恒的敌人》，上述对米沃什诗歌道路的描画，同样适用于扎加耶夫斯基自己。写作视阈从政治的“笼子”中探出身，进入更广阔的外在与内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的重负已早早被诗人扛在肩上，“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这些历史的回音时时在扎加耶夫斯基各个时期的诗歌中响起，只是语调更趋平缓、温和，如记忆的淡黄色调。
记忆在扎加耶夫斯基诗中的比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正如他在本次采访中形容自己从“政治诗人”走向更广大写作领域时的状态：“成熟就是一切。”记忆因素的增多并不仅仅喻示着岁月的流逝或经验的累积，它同时是一种成熟，一种接纳“个人与超个人记忆”的能力，一种无限制的心灵与视野。
谢默斯·希尼说，“米沃什的作品暗示出，文化记忆对人类的尊严和生存是必要的。”扎加耶夫斯基则在采访中说，“记忆是一切诗歌的基础。”
1 波兰的诗歌传统
我读外国诗人写的，
关于波兰的诗。德国人和俄国人
不仅仅有枪，也有
墨水，钢笔，一些心肠，和大量的
想象力。
——《关于波兰的诗》（节选）
新京报：辗转各地之后，你于2002年回到波兰，定居克拉科夫。你目前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有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非常私人。我和妻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想就我的工作拍出一部有趣的电影是不可能的：坐在椅子上，读很多的书，听听音乐，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头以写诗或散文——这些事情，如果被一架摄影机所观看，简直可以说是无聊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克拉科夫这座城市作为定居之所？包括米沃什在内的一些作家后来都定居于此，对于波兰作家，这个城市有着怎样特殊的吸引力？
扎加耶夫斯基：你一定记得，克拉科夫是我上大学的地方。我十八岁来到这里，并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对我来说，在外漂泊多年后回到克拉科夫是明显的选择，而不是去华沙或者其他任何城市。这里住着我的大多数朋友，我也许需要独处的时间，但同样需要朋友。
新京报：波兰是个诗歌大国，出了多位杰出诗人，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波兰如此强大的诗歌传统？
扎加耶夫斯基：关于这一问题，没有好答案，至少我无法给出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时我想，二战之后波兰陷入绝望的境地——首都华沙沦为废墟，波兰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矛盾的是，这引发了人们对此类困境带有强烈诗意的回应。雪莱称诗人为“世界的立法者”，因此我父辈的一些诗人成了这个国家的“立法者”。
2 青年的流浪之旅
新京报：1982年，出于各种原因你离开了“营房般阴沉”的波兰，移居巴黎。这次巨大的人生变动对你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扎加耶夫斯基：这一变动是艰难的，也让我摆脱了束缚。我因此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在我的国家并不“著名”，但在波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巴黎，没有人在乎这些。被忽视的好处是，它可以给你带来某种特殊的自由。突然间，我再次变得年轻，我可以享受“新起点”式的幻觉。
新京报：你年轻时被视为一个“政治诗人”，一个愤怒的青年。促使你从“政治诗人”向更广阔、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迈进的，有哪些原因？
扎加耶夫斯基：我想这是走向成熟的一个自然的进程，像莎士比亚说的，“成熟就是一切”（注：出自莎剧《李尔王》）。当你年轻时——如果你是位写作者，一个诗人，或艺术家——你读很多书，阅读重要的作品，对它们进行反思，这让你成长。我认为自己年轻时作出的政治承诺是好的，也许可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可以永远支撑我的东西。
新京报：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一首诗的念头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在随笔中谈到写诗，多次用到“狂喜”这个词，写作过程中你总能感受到狂喜吗？
扎加耶夫斯基：写诗的念头可能出现在火车上，飞机上（曾有一位机敏的批评家写了一篇关于我诗中交通工具的文章），可能出现在花园中或听音乐的时刻。这些念头是一首诗的种子，一颗需要生发的种子——就像在先前的技术时代中需要二次处理的胶卷底片。
狂喜时有出现，并且强度不同，但某种精神流动的加速是必不可少的。
3 回忆生活，回忆热情
新京报：在你最著名的诗之一《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又译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中，光明与黑暗同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也体现在你的《朋友们》《雨中的天线》《诗歌寻求着光芒》等诗中，让人感受到你在了解苦难后的一种乐观精神，“赞美”这一特性也在你的随笔中有突出体现。是否可以说你看待世界时有积极乐观的一面？宽容和具有超越性的爱是否是乐观的源泉的一部分？
扎加耶夫斯基：在我看来，我的生活，可以这么说，位于山峰的顶部，很多诗的写作发生在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在这五分钟里，我仿若国王——决定给哪一面以特权，阴暗的那面，还是光明的那面。
新京报：在随笔《捍卫热情》中，你为诗歌中的热情辩护，并说，只有热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热情”和“赞美”在你的写作和生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扎加耶夫斯基：所有这些都与我的写作生涯有关——对我而言，没有任何脱离坚定信念的写作，没有任何脱离热诚的“是”或热诚的“否”的写作。写作时间之外，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积极地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写作之外我没有热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新京报：“记忆”是你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和你父亲有关的那些诗中。你如何看待诗歌的记忆功能？
扎加耶夫斯基：记忆在任何诗歌中都起着核心作用：记忆是我们曾经存在于其中的图像、事件和情感的巨大收藏所——就像一座私人卢浮宫，它不独属于诗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在其中，诗歌意象和隐喻像河里的鱼一样被捕获。这条河的一部分在情感上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些关于父母、爱情或恐惧的记忆……
新京报：在诗歌中，你如何面对比如奥斯威辛这样“历史的重负”？你的“赞美”是否可以被视为对这类重负的一种平衡？
扎加耶夫斯基：类似奥斯威辛这样的地方存在于一切“赞美”之上。人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黑洞，正如我们从天文学家那里学到的。这些地方是某种沉默，黑暗的存在。
新京报：米沃什说，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你的诗中得以统一。你怎么看这一概括？你称自己是拥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这一历史意识在你身上是怎样形成的？
扎加耶夫斯基：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概括。我想我们不会适用任何概括。以我们自己的见解来说，我们是具体实在的，没有任何概括可以改变我们的自我认知。
话虽如此，我无法拒绝米沃什的概括。
历史早已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它不需要诗或小说作为传输带。历史的压力无所不在，问题在于如何让历史塑造我的作品，而非是否要去适应历史的压力。
4 诗歌的危险与孤独
新京报：你在诗中写到了不少诗人、画家、音乐家，这些诗像是你与他们的一次深入对话。这种“对话”给你带来了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对我来说，陈述它们的诞生更容易。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的艺术，比起表现其他任何行为活动更喜欢表现战争、磨难和金钱，这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需要用各种方式去赞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无视非艺术的生活。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必须防范修辞。为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修辞有很多定义。如你所知，有一门专门涉及修辞学的人文学科。我将诗歌中的修辞理解为一种常规语言，不是通过创造产生，而是现成的，温和的，机械的。
新京报：你说，诗能改变诗人。写诗的过程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发现自我并修正自我的过程？你的诗正在影响很多读者，它们对你本人意味着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某种程度上，写诗是自我发现的过程。问题在于——至少对我来说——诗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被分为创作时刻和其余的时间。当然，创作时刻和其余的生活时间会有部分融合，沉思就与此有关。一般来说，诗人很少是证券交易所的大鳄（stock exchange sharks）——尽管众所周知，弗朗索瓦·维庸（注：法国中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曾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对我来说，我的诗在我处于人生非诗意时间时就像远房表亲，我可能还记得它们，但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才会真正回到我身边。
新京报：你如何保护创作时需要的孤独？
扎加耶夫斯基：这是每个诗人或艺术家必须去处理的事。我很幸运，拥有一个可以在其中安静阅读、写作的房间。我不是政客，也不是摇滚歌手，不会有粉丝围攻我的住所。
新京报：你认为，写作是表达兄弟情谊的行为，是通向他人的隧道。孤独和团结是矛盾的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认为二者是彼此完成的关系。孤独（loneliness）是不快乐的经历，但在英语中有“独处”（solitude）一词，可以补充“孤独”这一说法。团结有多个面向：它可以是政治团结，兄弟之情或只是针对某一务实目标的团结。团结——与他人连接——可以让人摆脱孤独，但团结同时意味着同情他人这一基本需求。
新京报：你说自己是个写得很慢的作家，认为写得过多是危险的。你认为会产生怎样的危险？你写得慢是因为每一首诗歌都需要一定时间来提纯吗？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每首诗，每篇随笔都需要很多时间。这是唯一的原因。每当想起我曾写过这么多的诗，我都会想：“这实在是太多了。”当你写了这么多诗，意味着你在邀请读者进行选择。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5 小说与阅读的印象
新京报：关于是否修改已经写好的诗，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做法。你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扎加耶夫斯基：不。写诗时我需要处理很多问题，但修改不是问题。一旦一首诗在诗集中刊发，我就不再管它。我会尝试写新的一首来改进旧诗——或说我梦想如此。
新京报：据说你写过四部小说，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对你来说，写小说和诗歌的体验有何不同？
扎加耶夫斯基：说来话长。写长篇小说是场马拉松，其中有几个站点，在那里，你可以补充水分，或者吃点巧克力。写抒情诗是百米冲刺。但这并非重点，重点是不久你开始懂得（这是我的情况）：是否我拥有的才能不是针对长篇史诗的，长篇要求角色的建构，以及对情节的控制——这需要另一种想象力，不那么密集，而更注重对不同内容之间的协调。抒情诗存在于即时即刻。
新京报：你从米沃什和赫贝特两位诗人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对我而言，最主要的是他们诗歌中的严肃性，那接纳整个人类经验的雄心，这一经验以历史的视角观看，又聚焦在具体的个体生命上。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某种冷静——这种冷静并不排斥热情。还有他们写作的范围，以及伴随着高度严肃的幽默感。
新京报：诗人极为依赖语言。对你来说，波兰语有着怎样的意义？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是我的母语，我的血液。讲母语的人无法评判他们的语言，他们不能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如何，比别的语言更丰富，诸如此类”。不，它是他们的语言，我们无法远距离观察它，就像在博物馆里观察一幅画。我们继承它，并在写作中创造它。
新京报：2014年的中国行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扎加耶夫斯基：那是一次短暂的行程——短暂但令人难忘。旅行的主要原因是我要在广州接受一项由黄礼孩创办的诗歌奖。礼孩和他的朋友们友善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妻子。我不能说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东西，只是广州这个城市。
（责任编辑:董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