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基本恢复，现在商铺都开张了，外卖也能送上门了。”3月9日，雷达财经探访顺义南法信镇，多位居民告诉雷达财经，目前整个地区的活力均已经恢复。
雷达财经出品 文丨梁春富 编|深海
“现在基本恢复，现在商铺都开张了，外卖也能送上门了。”3月9日，雷达财经探访顺义南法信镇，多位居民告诉雷达财经，目前整个地区的活力均已经恢复。
去年年末，南法信镇爆发疫情，西杜兰村、焦各庄、高丽营等地被封闭管理，不少居民的生计也受到影响。为了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许多居民选择了就地过年。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春节，年后过的咋样，未来又有何打算？雷达财经选取数位居民春节故事，以飨读者。
在西杜兰村跨年
2020年12月26凌晨三点，西杜兰村全村实行封闭式管理——前一天的核酸检测中，有4人结果呈阳性。
确诊4人中，31岁的王某某，在确诊前的一段时间里，白天在贸易公司上班，晚上到顺丰大件中转场兼职，隔三差五还要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妻子出院不久也加入了兼职，从晚上22时工作到凌晨2时。夫妻二人的行程轨迹被官方发布后，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西杜兰村，为了更多收入，早出晚归、一人打几份工并不稀奇。每天早晨5、6点，他们陆续走出村子，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从事的多是外卖员、装卸工、网约车司机、工厂工人、机场地勤的工作。
12月份顺义疫情，让他们得以停下来歇一口气，选择就地过年。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春节？3月9日，雷达财经探访了西杜兰村。
整体来看，西杜兰村并不大，徒步半小时就能转悠完一圈。在路边白色瓷砖或是灰白色腻子装点的房子里，住着4千多名居民，他们大多是外来务工者，人员混杂，工作也不稳定，流动性非常强。
西杜兰村村口，依旧设有检查岗，人车往来不息
村内大多是二层建筑，路灯杆儿上的红灯笼还没摘
西杜兰村的一条街道，能容下一车经过
40多岁的李猛对于房客的来来往往早已习惯，“有些人连脸都没混熟就走了，也不知道都去哪里了。还有些走了又来，来了又走。”
李猛来顺义有四五年了，他对于自己二房东的身份直言不讳，“这栋就是我承包的，现在住了有十几户。村子外边我还有三栋。”但他觉得，疫情让生意变得更不稳定了，“回来的住的人少了，走的人更多了。现在看房的人也不多。”
据李猛介绍，西杜兰村的房租普遍不高，基本上都在750-1300之间。但相应地，居住条件要比一般公寓、小区差不少。不过十平米的空间囊括了卧室、卫生间、厨房，大体还算齐全。傍晚时分，隔壁家锅碗交错的哐当声，男人女人的吵闹，窗外小电驴按下的嘀声夹杂着共享洗衣机发出的金属撞击声，一并灌入你的耳中，非常热闹。
在西杜兰村，这样的一个独处空间虽然狭小，但显然要比十多个人挤在一百多平米的“大户型”舒服的多。
“安全肯定是有保障的，都是来赚钱的实在人。我自己也住楼下，有需要就来找我。”李猛拍着胸脯。
疫情爆发后，住户们暂停了忙碌，政府和村里，为大家生活提供保障。
元旦当天，西杜兰村给每家每户发了水饺和汤圆，过几天又发了代金券，解封后可以到指定地点消费。春节期间，村里也都完全保障了生活用品、消毒水、吃喝物资等等。在封闭管控期间，村民仍然可以在电商平台下单，通过外卖、快递送到门口，或是亲友代送。
要过年了，李猛在微信群团购了点牛肉，就着蒜薹爆炒，又熬了一锅汤，整了点白酒。和亲戚、儿女视频道了新年祝福后，就睡下了。
而春节期间，村干部和青年志愿者夜以继日地为居民送物资，穿着防护服扛着消毒水在全村进行消毒，容不得片刻懈怠。在困难时期，大家都是彼此鼓励，抱团取暖，对此李猛内心充满感激。
“人家跑前跑后，维持秩序，都不容易。过年了我没回家，他也没回家。我们还能在屋子里吃吃喝喝，人家还得受冻站岗。”他盘算着等村里的情况再好一些，要请门口的几位站岗保安们“撸个串”。
对西杜兰村一位大爷林健而言，这是他独自在外地过年的第二年，他觉得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封闭期间我们每天就是按部就班，配合防控工作。组织核酸，全村消毒、配送蔬菜等等，一步一步来，你看现在这不就挺过去了吗？”
村口的几位保安表示，从疫情突发到现在村民的基本生活所需一直都有很好的保障，目前村里的秩序慢慢都恢复正常了，商铺开张了不少，居民也能正常地出入上下班。
再难也要给孩子过个好年
雷达财经走访发现，西杜兰村之外，整个南法信镇基本都恢复了活力。
2月5日，早上还不到6点，顺义网约车司机吴利生就从顺义南法信镇的一个出租屋出门了，“有乘客预约了6点半送机场的活儿，现在机场活不好接了。”以往出车的日日夜夜，他几乎每天都是早6、7点出门，晚上11点左右下班，每天在路上跑十多个小时。
临近年关，疫情又有反复，吴利生无奈停工两个月才等来网约车解禁，车轱辘终于能在路上滚动了，但他心里还是不踏实。以租代购的车子每个月要交四千多，停工两个月得多长时间才能补回来？
除了跑机场活，吴利生也接过一些“小活”。
“以前早上7点就到南法信的几个小区守着，送年轻人到地铁上班。正好顺义这块又没有共享单车，只能走着去地铁站，但他们就懒得走那一个多公里。”吴利生起了兴致，他说，就像开黑车的，一人收6块，两人一起10块，三个不认识的跑一趟能拿18块，尤其冬天天儿冷的时候，生意最好。
最让他无奈的是，去年底由于北京疫情反复，顺义地区不让出车。临近年关，正是机场人流高峰时候，吴利生却在出租屋里躺了两个月，“过年钱都没赚到”。吴利生有点发愁，收入基本为零，支出却一样不少。
譬如孩子的学费、伙食费。吴利生的孩子，现在在保定的一所民营高中上高一，第一年的学费已经交了一万多，每周的伙食费还要给400。“我孩子之前是跟着我俩在北京读的初中，但没有北京户口上不了高中，只能送到保定。”吴利生还说，孩子老嫌学校的饭菜又贵又难吃，他也没办法。
租车又是一大笔支出。他简单算了笔账，以租代购的车，每月有4千多的月供，加上一千多的房租，每月能有6千左右的固定支出，还不算他和孩子的吃喝。
等了两个月，顺义终于放开了网约车。车轮滚动，吴利生又开始每天每夜连轴转的不停休，但他心里还是发紧：“现在没事谁还出门，收入肯定要比以前少了。”
过年不能回家，让吴利生起初心里空落落的，原本足以支撑自己一年的念头眼见着被一点点抽走，无奈又无解。但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能跨省跑给国家添乱，就在北京过年了。”
年三十晚上吴利生带着儿子，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和就地过年的朋友一起打了边炉，两盘羊肉，还喝了点白酒。一边看春晚，一边跟家人开视频，在亲友群里号召大家发红包、抢红包，尽量过得有年味一点。
大年三十晚和初一一过，吴利生还是待不住，继续出车，“闲了这么长时间能挣点就挣点。”他开车路过曾经的疫情中风险地区顺义高丽营镇，全封闭管理的围挡还未完全拆除，但车流、人流早已往来不息，往常的小摊小贩也都支棱起来了，心里也蛮感慨：“好起来了。新的一年肯定能更好。”
年后，吴利生感觉生活回到正常，他期待牛年更好。
把父母接来北京过年
林梦在南法信镇的一个小区里开了一家花店，平常早上8、9点开店，晚上6点过后不定时关店。她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两年多，花店也开了两年多，同顾客说话时嗓门很亮，与家人朋友通电话时东北口音总是遮不住。
花店上上下下都是她一人打理的，装修、打点门面、照料花草、送花上门……没有她不忙的事。但东北姑娘林梦说，“不觉着累，就是喜欢这些花花草草。”
在开花店之前，她也是平平常常的北漂打工人，2015年在一家K12教育机构当教员，工作大小周，加班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意外，林梦也与北京数不尽的打工人一样，公司和公寓两点一线，和陌生人合租房间，每天通勤两小时，吃整年外卖，睡梦中惊醒接工作电话……随后而来的是学历贬值、回报周期无限延长，价值感会没有底线地下降。
林梦厌倦了“打工人”的苦逼生活。
她拿着父母“投资”的钱加上自己工作攒的，开了这家花店。“一年6万租金，合下来5千一月，周围都是这个价”，林梦一签就签了三年的合同，在这个12平米左右的复式店面里，她当起了花店老板娘。
林梦有着东北姑娘的一股犟劲儿。她从头到尾都没招过一个工人，起初挨家挨户的发传单，在小区逮着人就拉进微信群，逢年过节发红包做活动，亲力亲为地上下搬花、送货上门，她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周围几个社区。
年后，林梦感觉整体上恢复正常，生意好转了许多。
对于未来，林梦期待会更好。她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切都有可能。
“苦点累点没事，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
住在南法信镇的李杰在北京付出了整个青春。他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母在北京卖早点，卖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又跑到山东呆了几年，但很快他就发现，“还是北京机会多”。可后来回到北京，李杰跟着朋友混社会，还是“没混到钱”，“就跟着了魔一样”。
2010年前后，李杰又一次回到北京，在顺义李桥的一个朋友家借住了三年多。他对住宿条件要求不高，一是没钱；二是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出摊，只是晚上回来过夜。
在他印象中，在朋友居住的村里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外来务工的穷租户，另一类是等着拆迁的原住民。
几年之后，李杰从朋友家搬出来住了，因为他的妻子也跟着来北京了。夫妻俩搬到了顺义南法信焦各庄附近，里不算水电费的话，一个月房租一千二。
顺义焦各庄村村口
李杰的摊位是一辆小三轮车，透明玻璃柜里，摆放着豆沙、草莓、糯米等不同种类的冰糖葫芦，一串的价格在6-10元不等。
骑着它，李杰一头扎进顺义的大街小巷，任由呼啸的寒风钻进他的大衣里，一路哆嗦着叫卖，但他从不敢大声吆喝，怕扰民。
“我们俩每天六点多钟起床开始做，做到中午一点左右做完，然后吃饭，吃完饭三点钟开始熬糖稀，四点左右给把糖葫芦做出来，然后四点半骑车到幼儿园卖，赶着幼儿园放学的点卖20分钟，再去炫立方，五点十分到六点半在炫立方卖。六点半以后在地铁站南，等着年轻人下班。”李杰细细说道，基本上要卖到晚上十点左右收摊，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个五六百。
但一个月下来，李杰最多能卖到八九千块钱，“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都出摊，比如天气不好了，各方面的原因你不能保证。而且糖葫芦，只能在每年天冷的时候卖，天气稍暖和一点，糖就化了”。
于是，到了北京的夏天，李杰和妻子转卖烤面筋。如此一年到头，从夏到冬，李杰蹬着他的小三轮，顶着寒风，冒着烈日炙烤，行走在城市街道，只为了在北京谋个生计，也为了供养后代，“老大上初一了，老二还在五年级”。
李杰觉得，风吹日晒地出摊，这并不是最苦的事情，而是2020年，因为疫情，他几乎断了收入。
李杰也尝试过开店。2019年，他和妻子在望京SOHO可味美食城开了一家锡纸花甲粉店，当时一个月租金一万八，四个工人一个月要给一万六的工资。
但因为经营不善，“三个月下来赔了将近12万多了”，李杰不甘心，他和妻子盘算着今年5月份再开一家烤面筋冰糖葫芦专卖店，“南法信那边儿整个店面已经租好了，五一差不多能开始装修”，这次李杰投进去了八九万块钱。
2021年2月后，顺义疫情有所好转，李杰的小三轮就又出现在地铁口了。他想着未来先把店开起来，自己该出摊出摊，媳妇留守后方看店面，“苦点累点没事，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林健、李猛、吴利生、林梦、李杰、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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