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王绶琯：夜空中最亮的“启明星”

王绶琯是一位和星星结缘的老人。

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他被美丽星空吸引，割舍多年攻读的造船专业，追逐“天文梦”。上世纪90年代，他与科学同仁共同提议建设LAMOST（郭守敬望远镜），如今，望远镜发布的光谱总数超过1500万条，帮助天文学家对银河系恒星进行“普查”。

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命名。1993年10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以表彰他在中国现代天文学上所做的贡献和成就。

同时，他也被称为“科学启明星”。晚年，他在60余位科学家的支持下创建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照亮了青年科技人才前行的方向。

2021年1月28日，著名天文学家、中国射电天文学开创者王绶琯院士辞世，享年98岁。为天文事业奋斗了七十年，这位爱着星星的老人，最终化为了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

悼念者手持白花，在王绶琯院士遗像前肃立。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志向从大海转向星空

1923年1月15日，王绶琯出生于福建福州。从医的母亲十分重视他的教育，早年慈母叮咛他读书上进的画面，让他一直难以忘怀，始终激励着他不可懈怠。

13岁那年，王绶琯经叔父推荐，报考了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并被录取。马尾海军学校的前身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等人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在动荡的年代，他陆续学习了航海和造船专业，并于1945年去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

留学期间，原本就对天文有浓厚兴趣的王绶琯接触了大量天文科普著作，毗邻海军学院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更是对他造成了强烈吸引力。他经常写信和英国天文学家交流，不觉间，“志向”已由大海转向星空。

1949年，27岁的王绶琯做出艰难决定，割舍攻读了10多年的造船专业，改行投入天文学的怀抱。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天文人才队伍也亟待“招兵买马”。1953年，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了3年的王绶琯回到祖国，投身中国天文事业的建设。

两年后，在紫金山天文台修复望远镜的王绶琯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到上海徐家汇(002561,股吧)观象台参与主持“提高时间信号精度”项目。“国家建设首先要把地图弄出来，测绘在野外拼命干，但如果时间信号不精确的话，地图就画不好。”王绶琯曾回忆说，时间系统大家谁也没做过，但都拼着劲儿想干出成果来，只用了两年就完成了任务，1957年，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精度达到0.01秒。

开创中国射电天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射电天文学发展起来。天体不仅发光，也会发出无线电波和其他电磁波。对于历史悠久的天文学而言，射电天文学是用无线电观测天文现象的一门新学科。

中国射电天文学是在中苏海南岛日环食联合观测时开始发展的。科研人员和设备追着日食“跑”，1958年，苏联的射电天文学家希望把一大批无线电设备安到海南，观察当年的日食。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决定借此契机，引进苏联的技术，启动我国的射电天文学研究。王绶琯提前赴海南“打前站”，进行先遣工作。

王绶琯曾在其诗文自选集《塔里窥天》中回忆起那段经历：当时海南岛很荒凉，条件艰苦，饮水也是问题。“我早到了几个月，把水泥墩子打好，电接起来……跟苏联人一道，把七八台射电望远镜都支起来。”1958年4月，日食观测取得成功。王绶琯也跟着苏联天文学家边学边干，积累了射电望远镜的知识。

人们在参观王绶琯院士的诗词。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人们在参观王绶琯院士的手稿。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合作结束后，中国向苏联提出留借两台射电望远镜，并安排在沙河授时站安装。王绶琯也被调到北京，开始筹建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部分。他在沙河“扎下根”，进入射电天文学领域。

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射电天文学在曲折中前行。“那时北京天文台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沙河搭个草棚，讲课、生活、讨论……什么都在里面。后来一年年把房子建起来，建一个房子，拆一个棚子。”王绶琯说，他当时做了两件紧要事情，一是办训练班，二是设计和着手搞射电天文的基本建设。

在沙河站，王绶琯举办“射电天文讲习班”，组织天文台和有关高校年轻专业人员“消化”中苏日食观测时引进的技术，并着重进行射电天文方法和射电天体物理的理论培训。这批学员成了我国射电天文学的早期业务骨干。这也使得设备归还苏联时，我国能很快地研制出自己的同类设备，并开始了太阳厘米波射电的常规监测。

在王绶琯的主持下，科研人员还在密云研制了中国最早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并在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望远镜建设过程中就培养了一批批博士，包括像中国天眼（FAST）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这样优秀的科学家。”王绶琯的学生——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科院FAST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勃说。

LAMOST之旅

在国家天文台设立的王绶琯追思吊唁会场，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厅中轻缓流淌，洁白的LAMOST（郭守敬望远镜）模型静静矗立。王绶琯正是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日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发起人。

在国家天文台设立的王绶琯追思吊唁会场展示了LAMOST（郭守敬望远镜）模型。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获得天体的物理信息，要靠光谱观测。王绶琯说，当时天文学测光谱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天体的光本来就暗，需要用更大的望远镜，直径越大，花钱越多；二是只能一个个天体测，非常慢。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注意到，国际上把新兴的光纤技术应用于天文光谱观测，光纤技术可以一下子测“多个目标”。但另一个主要障碍仍然存在，即天文望远镜的设计难以兼备“大口径”和“大视场”。

王绶琯意识到，进入这块“光谱开拓处女地”，当时我国天文学与世界其他天文强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国“逐鹿”当代学科重大领域开拓的机遇。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的苏定强院士三易蓝图，提出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巡天的构想，并研究完成主题论证，解决了天文光学设计上的那个“传统”难题，即难以设计出一具既有大口径又有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

王绶琯把攻关的过程比作一场“双打”比赛，选手则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组成，不同学科和专长的科学家通力合作，攻克难关。他形容自己在迟暮之年还能经历这样一段LAMOST之旅，是学海生涯的一幸，和苏定强等人“同舟共济”似乎有回召学术青春之力。

“LAMOST位于河北兴隆，每天都在守望星空，做银河系的巡天。如今发布的光谱总数超过1500万条，这使我国实测天文学站在了国际的前沿。”回忆起恩师的贡献，彭勃深感敬佩。

他说，其实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FAST）的建设中，也留有王绶琯的足迹。“1997年，年逾七旬的王先生还去到贵州，翻山越岭为FAST选址考察。”

科学启明星

在国家天文台的追思吊唁会现场，北京四中的化学老师云松献上一朵白百合，为他的“科学启明星”送行。

云松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老会员”。1998年，75岁高龄的王绶琯发起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为培育科学杰出后继人才铺路，获得了众多科学家联名支持。这份倡议名单“星光熠熠”，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赫然在列。

61名科学家联名倡议创建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签名图片）。图/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官网

“在23年前创建这样一个俱乐部，是很有前瞻性的。”78岁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秘书长周琳谈起俱乐部的初创缘由，仍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市科协工作的周琳已和王绶琯熟识。“北京做科普活动，经常会邀请王先生参加，他非常支持青少年的科普活动。但跟孩子们聊理想时，王先生发现，大家普遍不想搞科学，那时候热衷于下海做生意。”

王绶琯系统地研究过“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发现在科学史上，杰出科学家首次创造高峰一般出现在30岁之前，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王绶琯认为，青少年十六七岁时，正是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他反思，此时应该有个组织能够引导孩子，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为“明日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

于是，他在1997年就提出建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畅想，希望从高中生中选拔科技人才，由科学家的大手拉住青少年的小手，带领他们走向科学。周琳坦言，俱乐部在当时确实是很前卫的概念，做成理想的样子存在难度，当年并没有得以推动。“但王先生是很认真的人，1998年，他在美国考察时再次写信给我，提出了这个倡议。”这次，在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俱乐部项目于1999年正式建立。

王绶琯院士的手稿。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俱乐部成立之后，主要任务是在科学家团队的带领下，组织野外科学考察、科学论坛、科学名家讲座、科学文化沙龙等活动，引导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优秀高中学生，进入我国第一线的科研团组体验科研，从中发现“科学苗子”。为此，王绶琯和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原部长李宝泉、周琳一家家拜访学校和科研院所，选拔学生，寻找活动场地。

2000年秋天，北京四中高一学生云松成为俱乐部最早期的成员之一，开启了科研之旅。“当时我数学成绩不错，去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做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我每个月都会去，从高一坚持到高三，那是我第一次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在俱乐部的实践为我搭建起了最基本的科学素质。”

在云松的印象中，孩子们的“科学启明星”王绶琯是位慈祥的爷爷。十几年后，云松自己成了老师，他的学生也要去参加俱乐部活动，他跟王绶琯沟通了当时的活动设想。

“那个场景我记得特清楚，当时王老戴着助听器，里面发出滋滋的噪音，连我都能听得到，想必他也有点难受。但王老不为所动，把助听器调整了一下，塞进耳朵中继续跟我说。”云松说，王绶琯已至耄耋之年，语言表达有点缓慢，但思路仍然敏锐。他严谨清晰地指出活动想法的好坏、改进之处，“感觉是口述了一篇临时创作的科研论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丛欢今天来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参加了王绶琯先生遗体告别仪式。1999年，还是高中生的他作为第一批会员加入科技俱乐部。丛欢说，至今仍历历在目的就是王老带领下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在他心中种下的科学精神的种子。20年后有缘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也选择用“大手”拉住“小手”，连续3年带领俱乐部“00后”会员走进他的课题组。

周琳说，22年来，俱乐部一些30多岁的老会员已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研究项目的领军人物，有些在国外建立起独立的科研实验室，有3人入选我国国家级人才计划。

人们在王绶琯的遗像前送上一朵白花。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一位前来悼念者留言。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如师如父

如师如父，是王绶琯给学生们带来的亲切感受。

彭勃称，和他一样1989年入学、在射电天文研究室读博士的有四人。“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到他家里，交流读书笔记。他要求我们用英文做研究进展报告，培养我们更适合在国际上行走。他的家门一直向学生和青少年敞开。”

魏名智是王绶琯教授的1978级研究生，他回忆说，恩师除了在专业上对他指导和培养，在为人处事上也给他树立了榜样。他从天文台研究生毕业时，因爱人无法进京工作，希望分配回石家庄。“当时王先生极力挽留，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自己亲身经历劝我以国家和事业为重，留在天文台工作。他引用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名句，我这辈子都没有忘记。”最终，魏名智继续留在天文台工作，直到密云综合孔径望远镜建成。

1993年春天，王绶琯先生与他的博士生合影。受访者韩金林供图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也是王绶琯的学生。1987年深秋，王绶琯来到上海鉴定刚刚建成的2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韩金林在鉴定会上结识了这位国内射电望远镜领域的领军科学家，并表达了希望跟他读博士的愿望。

“王老师不仅在当时鼓励了我，回北京还帮我询问了考博士的具体事项，特地给我写信说明。”在求学过程中，韩金林一直能感受到恩师王绶琯的慈爱。时至今日，他也努力将这份师德和慈爱传承到自己的学生心中。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王绶琯离世后，韩金林听到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时，潸然泪下。他觉得，先生并未远离，仰望浩渺星空，那颗最亮的星正闪耀苍穹。

新京报记者 张璐 摄影记者 吴宁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