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超大城市都应该建“小汤山医院”

原标题：专家建言：超大城市都应该建“小汤山医院”

继宣布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两天后，1月25日，武汉市决定再建一所“小汤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

两所医院将用于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所建。

2003年抗击SARS期间，仅仅用了168个小时，北京“小汤山医院”这座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正式建成。这在世界建筑史上没有先例，当时，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周期至少需要2年。

不过17年后，武汉重复了这个路径，更大的建筑面积、更多的床位，同样以小时计算的工期。

如何解决医疗资源短缺

公开信息显示，火神山医院选址武汉职工疗养院附近，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700-1000张床位，将于2月3日投入使用。雷神山医院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初定新增床位超过1300张，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将于2月5日投入使用。

原全国青联常委、原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欣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北京在抗击SARS时期留下的“遗产”——小汤山医院，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座超大城市专门配备用于城市传染病危机处理的备用系统。他建议，类似武汉等超大城市，都应该建一所“小汤山医院”，作为永久性的城市传染病危机处理的备用系统，“哪怕疫病是二十年、三十年一遇。”

2003年建成的小汤山医院采用了轻型建筑材料，基本为一层病房。医院有6排病房，设有X光室、CT室、手术室、重病监护室、接诊室、检验科。

时任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副镇长刘长永曾撰文称，小汤山医院高速运转 51 天，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且病死率世界最低、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

如今，武汉医院的床位短缺问题亟待解决。此前，武汉市7家二级医院被征用，成为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据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介绍，这7家医院“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收治发热患者”。不过媒体报道，七家定点医院人满为患，陆续腾出来的床位并不够用。1月26日，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目前已征用24家医院，1万张病床，还在加大征收征用力度。

另一方面，疫情仍呈蔓延趋势，一天之内，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案例新增769例。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截至1月26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744例，现有重症病例461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疑似病例5794例。

新增2000张床位，足够使用吗？面对来势汹汹的传染病，超大城市如何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窘迫状态？

武欣认为，实际上在建设火神山、雷神山两座专门医院以前，武汉就可以利用沿江优势，把江上的客轮改造成隔离病房使用。客轮隔离效果好，并且自身带有排水系统，便于收集废水，只要将废水管道接到岸上，连接上专门的医疗废水处理设备。相比平地建医院，改造客轮更快速可行。

武欣认为，即便是两座专门医院投入使用后，客轮医院仍有存在意义：承担分诊任务。

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其症状往往是低烧、咳嗽、畏寒，容易与一般的感冒、流感混淆。上传染病医院诊疗，不免担忧接触到大量确诊病人，造成交叉感染。

对此，武欣建议，形成以“公交车+客轮+医院”的三级诊疗系统。面对大量疑似患者，“发热门诊”的触角应伸向城市各个角落，出现在患者视线可及范围之内。这一任务可由公交车实现：将一批公交车辆按照人口密度放置在城市各个街区，车内配置隔离工具、通讯和急救人员，并与当地街道组成区域检测和服务小组，作为临时的发热人员服务中心。

由客轮改造的医院，属于第二级诊疗系统。武欣说，当公交车上的医生发现病人有问题时，应该给他在就近的“客轮医院”挂上号。客轮上的医生发现疑似患者，再送往火神山、雷神山这两座专科医院，如果疑似患者是老人，带有并发症，应送往三甲医院——对于这些并发症，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能力往往不如三甲医院。

对于疫情控制期间的客轮、车辆临时征用问题，《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紧急调集人员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关于征用补偿，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程雪阳曾撰文指出，补偿的第一原则应当是“恢复到没有被征用时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法律规定“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的原因。不过，即使能够返还，那么政府也应当根据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损耗情况，给予其相应的折旧或损耗补偿。对于房屋，则应当根据本地同区位、同类型房屋的出租情况给予租金补偿。

此外，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目前也很难判断这种病毒是否能彻底清除。程雪阳提到，在疫情结束之后，如果有强有力地科学证据表明被临时征用的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已经无法再合理使用，相关权利人要求作出征用决定的政府征收这些财产的，政府应当满足被征用人的这一要求。

应把互联网技术引入危机管理

武欣还提到，疫情之下，应该将互联网技术引入危机管理，让互联网企业发挥所长。比如，可开发一款手机软件，用户走在人群密集处，打开软件就可以看到，50米、100米范围内有多少从疫区回来的人、有多少疑似病人。

移动运营商也可大有作为。一方面，在上述软件开发过程中，移动运营商可以提供疫区注册地的手机定位汇总信号。另一方面，移动运营商可以将从疫区流动到全国各地的手机号提取建库，短信互动报告身体状况。同时根据分布密度和医疗设施分布的数据，分批通知曾去过疫区的人员就近检查，检查后脱离跟踪提示。

在安比（SECBIT）实验室创始人郭宇看来，移动运营商记录有较为详细的人员地理位置信息，但这并不包括医疗诊断，或者区域疾控方面的数据，若需要实现上述构想，还需要诊疗、疾控等多维度的数据配合进行分析。

郭宇认为，从技术方面来看，提供严格脱敏的可信数据非常有利于精细化治理，特别是针对社会突发事件。在技术领域，一些新兴的技术手段有望解决个人信息泄露与大数据协同分析的两难问题：比如零知识证明，在保证数据的统计结果可以进行公共可验证，同时不向任何一方（除了监管之外）泄露“原始信息”；再比如安全多方计算，可保证多方可以在“不共享数据”的前提下协同进行数据分析；又比如全同态加密技术，保证个人隐私数据在“完全加密”的状态下进行计算、统计；“区块链”也是实现数据融合的重要基础设施。然而现阶段，这类热点技术尚存在一些技术难关，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距离，中国在这类关键技术研发，还有技术整合方面还需要实现突破。

在郭宇看来，技术真正落地应用、解决实际问题，除了解决技术本身的问题，还需要完善法律、制度，比如如何进行数据确权、数据授权，明确哪些分析是不泄露隐私的，哪些分析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