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广场协议”必须要提的一个人就是中曾根，他时任日本首相。这位政治家在“广场协议”的经济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曾根从一开始就对“强日元”策略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强日元”能显著提高日本在全球政治和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职不久之后，他就公开表示按日元升值的思路来管理日本经济，更是希望当时已经有很大起色的日本经济财富可以转化成国际声望。
1985年的年中，美日两国的关系变得严峻。当时，日本国内不同的利益群体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当年，美国国会两院也几乎同时通过了一项抨击日本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日本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不公平贸易”的受益方是当时的土地所有者、零售商、种植业主、夫妻店和官僚。这都得益于日本的封建体制和20世纪60年代初即成为自民党标签的分肥政治。中曾根认为，对他们的经济福利造成了日本没跟上国际发展的脚步。“强日元”也成了剥夺他们以往获得政策红利的手段。
有了中曾根政治上的力挺，“广场行动”受到了贝克和竹下登两人的提议。竹下登，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藏相）；贝克，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竹下登最初考虑，只要不涉及日本的财政政策，可以容忍和接受“强日元”。
在协商和谈判之后，“广场行动”就开始落地了。美联储和日本银行强力干预。从1985年9月最后一周到10月底，美国干预性卖出总计23亿美元，日、德、法、英合计50亿美元，十国集团国家其他央行合计超过20亿美金。
随着日元走强，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美元贬值并没有改善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从1987年开始，为了抑制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这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并导致银行业危机。
随后，日本开始转入金融紧缩，到1990年8月共五次上调利率。金融政策由松到紧的急剧转向，成了刺破日本经济泡沫的直接导火索。
有人辩护日本“失去的十年”并不是由“广场协议”引起——日本当时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改革。此后，又耗时于不良贷款的处置，对僵尸银行和公司的“市场出清”迟疑不决。另一方面，日本的泡沫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广场协议并不是造成“日本失去的十年”问题之源。
然而，这场由日本国内外诱因共推动促成的“广场行动”的确是日本衰退的最大导火索。或者说，“广场协议”大大提高了此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难度，非罪魁祸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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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