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逢民「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3-14期
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银行，是我国持续时间最久、资金实力最雄厚、机构层次最健全、规章制度最完善、业务范围最广泛的红色金融机构。她萌芽于胶东，成树于沂蒙，林漫齐鲁大地，荫及冀豫皖苏，在中国革命洪流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奠基行之一。时值建党百年，我已在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工作5个年头，越来越为北海银行“创业、奉献、清廉、为民”的精神所感染，越来越为前辈们源于实践而又合于理论的金融智慧所叹服。
穿越硝烟的创业伟力
北海银行筹建于1938年4月，与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年9月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3月成立）一起，成为抗日战争中创建最早的三家红色金融机构。1938年3月，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攻克山东掖县，组建全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然后谋划筹办了自己的银行。当时，胶东按方位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几个专区，掖县地处北海，故得名北海银行。因北海银行及其发行的北海币树立了较好声誉，党在山东其他部分地区建立的银行便沿用其名，如1940年6月成立了清河区北海银行。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财政金融工作逐步统一，1940年10月在沂南县成立了北海银行总行，原掖县、清河区的北海银行改名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和清河分行。此后，北海银行建立了冀鲁边分行（后并入渤海分行）、滨海分行、渤海分行、鲁中分行、鲁南分行和鲁中南分行及其各级分支机构。
北海银行属于战时金融，她的历史首先是一部艰苦卓绝、白手起家的创业史。最艰难当是建立发展印钞厂，大部分时间处于人才物资匮乏和封锁扫荡危险中。掖县北海银行初建时并没有自己的印钞厂，托人在天津购买道林纸，在青岛刻好票版，突破敌人封锁运回掖县后，委托县城“同裕堂”私人印刷局印钞。1940年春，八路军“一纵供给部”在沂水艾山（今属沂南）山沟里用石头盖了两间草房作为印钞厂，从报社弄来一台小石印刷机和一台打码机进行印钞。此次印钞活动，不仅严重缺乏材料，而且由于纸质差、印刷水平较低，所印制的票子易于仿造，便于当年夏收后结束。后委托济南大中印刷局代印北海币，当时济南是敌占区，为安全起见，北海币在印刷时未印行名、图章和号码，印好的半成品经过伪装，由马车队运回根据地，再补印行名、图章和号码。票子运往根据地要经过数道关卡，为对付岗哨盘查，押送人员将票子装在煤油桶里，装满后照原样焊好，外面捆上草绳，涂上一层臭油，在地上滚一滚便又脏又黏，敌人嫌脏不敢摸，押送人员再说点好话，送点烟酒礼品，就蒙混过关了。有时还会绕小路避开敌人的检查站，或是在夜间穿过敌人炮楼和关卡。
为实现独立自主印钞，印钞厂便购买了大中印刷局全套印钞设备，大部分设备顺利转运根据地，但有一部笨重的大型双滚筒印刷机，不能用骡马驮着走山路，便通过火车先运到泰安，却引起日本宪兵队怀疑，机器被查扣，办理运输的大中印刷局经理也被捕。前辈们没有大机器就用小机器，实践证明小机器更适应游击环境。这批设备最先安装在沂南县大梨峪村，这个村紧靠汶河，鬼子扫荡时可将印刷器材用油纸包起来，埋在沙滩里，河水一冲便不留痕迹。以后几次转移设厂，如之后的万粮庄、杨家圈、响水崖等，都选在靠近沙河的地方。敌人“扫荡”时，印钞厂不是作战部队，却比作战部队更紧张，不但要保护好机器设备，还要随时进行游击战、麻雀战。1941年冬日寇对根据地进行5万人规模扫荡，印钞厂被围在蒙山里，仅有少数同志分散突围出去。
硝烟已经散去，无论如何细致描述，都难以全部呈现彼时创业之难之苦，也不能囊括许许多多作出巨大贡献乃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前辈。正是不怕牺牲、坚持斗争，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因时而变、机智勇敢的创业精神，化成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推动北海银行事业发展壮大。
服务全局的奉献品格
北海银行在中国革命发展中成长，红色基因使她始终保持着服务大局的特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把统一货币和财政税收、支持根据地生产和贸易作为使命，为根据地政府提供了有力经费保障，支持山东根据地和革命队伍发展壮大。特别是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后，山东解放区以约1500万的总人口，负担了90万脱产军政人员，如此之强的财政实力背后少不了北海银行的卓越工作。大决战时期，北海银行筹集大量资金随军南下，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提供了雄厚资金保障。1949年4月，北海银行干部员工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随解放军渡江南下，接管国民党中央银行。5月，跟随陈毅市长车队连夜进驻上海，接管大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银行，接收国民党最大印钞厂，使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取代国民党货币和外国货币。
除支持山东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外，鲜为人知的是北海银行锻造的“千里金脉”，辗转支援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我党我军颁发的军政经费极为有限，还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对陕甘宁边区也实行经济封锁，我党军政经费十分困难。中共山东分局利用靠近招远玲珑、沂南铜井等几处金矿的地域条件，在极端危险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北海银行组织民工开展黄金生产、采集和收购，先后筹措了十三万两黄金，从胶东半岛等地先是输送到鲁南沂蒙山区，再经极为隐秘的“渤海—太行通道”及“滨海—微山湖通道”南北两大通道，以武装秘密押运、便衣输送等各种形式穿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将黄金络绎不绝地输送到延安党中央所在地。还组织调度一万两黄金输送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漫漫长路上千公里，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指战员及北海银行员工穿过数不清的封锁线，经历无数次大小战斗，没有遗失一两黄金。
北海银行为服务大局而生，也为服务大局而终。随着解放战争走向胜利，各大解决区由彼此分割开始连成一片，货币统一势在必行。山东革命根据地金融工作负责同志首先提出成立共产党领导下全国统一的“中央银行”的建议，党中央十分重视，董必武同志特意派人前往山东征求意见，随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组织，并从北海银行抽调薛暮桥等大批干部参加筹建工作。服务大局、大公无私，这便是北海银行的奉献精神。
专业有效的斗争智慧
货币战是战争时期的一条特殊战线，同样充满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日寇在华实行“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其货币政策作为经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发行伪钞，还把国民党法币从敌占城市排出，输入到根据地换取物资，这种经济侵略对根据地的影响甚至比“扫荡”还要严重。仅1941～1942年，就有高达几亿元的法币流入山东根据地。1941年物价比1937年上升了20倍左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1942年7月到1944年初，北海银行发动了两次“排法斗争”，以北海币为本位币，驱法禁伪。到抗战胜利时，北海币成为除少数大中城市外，山东革命根据地内全境流通的唯一货币，还流通到河北、河南、江苏和安徽部分地区，在货币战争条线同样赢得了胜利。
货币斗争固然要靠军事斗争来支撑，但自身也有内在规律。哪种货币币值稳定，哪种货币就在社会上有信用、有市场。北海银行及其发行的北海币没有与黄金挂钩，也没有美元、英镑等外汇做保证，但在日伪钞票、国民党法币恶性贬值的情况下，基本保持了币值稳定，不仅支持了战时需要，还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一奇特现象竟然引起美国某位货币学家的注意，他不远万里从太平洋(601099,股吧)彼岸来到山东临沂，向当时负责相关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询问。薛暮桥回答说:我们是用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做货币发行的保证，每发行一万元北海币，就有五千元战略物资作保证。同时，货币发行要适度，通过市场供需情况吞吐货币，如果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就通过出售物资来回笼货币；反之，就扩大货币发行来促进市场销售和流通。“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寥寥数语，深刻揭示了货币运行的内在规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金融理论思维创新中的高度、深度以及超前性。这一规律具有普适性，30年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代表的主要货币和黄金脱钩，转向了调控货币发行数量的办法。
一以贯之的为民立场
群众立场是党贯穿在北海银行成长发展中的红色基因，使北海银行始终是山东根据地人民自己的银行。北海银行经营存贷款等银行业务，开办了农业贷款、渔盐贷款、工商贷款等，均以发展生产为方针，旨在消灭封建高利贷剥削。山东地区春天多旱，农村资金、粮食短缺等影响春耕备播，而秋冬购置农具、肥料等开支也较大。为支持农业生产，北海银行相继开办了春耕贷款、耕牛贷款、种子贷款、农具贷款、化肥贷款、农药贷款等，帮助根据地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滨海地区还发展纺织业贷款，支持纺织业空前发展，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滨海区生产布总值达420余万元，群众获利220万元。北海银行的业务开展，既便利了群众，也扶持了根据地工农生产及商业贸易发展，从而扩大了财政来源，支持了对敌战争。
正是一心为了群众，才得到了群众支持，让北海银行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印钞厂房有时就是老百姓(603883,股吧)腾出的几间草屋，工人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经常热情地为印钞厂同志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印钞厂在村上工作时间长了，群众也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但没有一人向敌人告密。敌人“扫荡”时，老乡们连夜帮着拆卸、隐藏机器设备，有时把不便埋藏的纸张、票子和黄金托付给可靠的老乡保存收藏，在当时那样残酷的环境下，从没发生过出卖给敌人的事情，东西也从来没有丢失过。
克己奉公的牺牲精神
北海银行事业发展每一步，都倾注着无数革命先辈的奋斗和奉献。他们生活工作在偏僻而贫穷的农村，工作场所往往是在山洞里、茅棚中，以及潮湿昏暗、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由于反扫荡的需要，还得常常搬迁转移，一边战斗一边生产，许多时候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工作内容虽然是天天与金钱打交道，但却始终保持节俭、清廉的品格。当时办公经费标准为：墨水每人每月半瓶，办公纸每人每月两张；灯油每灯每夜一两，6～8月份每灯每夜半两等。
筹办银行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少精通业务的人才，除了选拔和培养自己同志，还积极动员敌占区技术工人来根据地工作。如，筹办掖县的北海银行时，就动员了掖县籍人士青岛中鲁银行的经理参加。到济南采购印钞设备时，动员了一批印刷工人到根据地印制钞票，他们放弃高薪，不为名利，不怕牺牲，不怕吃苦，毅然决然到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北海银行的领导骨干，也有些同志因病因战牺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他们都是新中国货币印钞事业的奠基人。
深入分析北海银行“创业、奉献、清廉、为民”的精神密码，其政治灵魂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北海银行自成立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保障北海银行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方针与措施。1939年4～5月，中共中央曾就北海银行事宜先后两次发出明确指示，这在红色金融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树立“国之大者”的胸怀，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建立起金融方面的自信。
北海银行是红色金融史上镶嵌在齐鲁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创业、奉献、清廉、为民”的精神更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宝贵财富。在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际，我们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必须以崇高的政治责任感，传承发扬好这种精神，担负新时代责任使命，让红色基因转化为奋勇前进的力量。■
（责任编辑 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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