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金融40人论坛官网，近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30·60目标的实现路径和经济金融影响”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夯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数据与计量基础”的演讲，其涉及话题包括：定量问题需要高度重视；需要尽快使总量目标清晰化；打好数据和计量基础；建立完善的指标衡量和碳市场定价体系。
以下是该篇演讲的重点摘要：
目前总量目标尚不清晰
他表示，2030年的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65%等任务，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晰，听起来各家分歧也不小，显然年度碳排放的总量规划尚不清晰。
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多数机构认可并使用的数据大概是100亿吨，而2005年并没有官方或权威公布数字；对未来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也有不同假设，这样算下来，各个机构对2030年碳排放峰值绝对量的预测很不一样，从101亿吨到112亿吨，各种数字都有。各家计算的依据不一样，得出的规划数据也不一致，这就需要推敲。
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重要指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000591,股吧)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在这四个目标中，有两个涉及2005年的基础数据，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官方的或者权威的基础数据，因此还需要去猜度，或者用不同的假设条件去做推算。
周小川表示，不管从规划角度还是实际工作进度来讲，如何选择优化的进度安排（前松后紧还是前紧后松），首先必须把数据基础、计量基础和分析基础做实，特别是总量目标要清晰。
电力行业是减排重点
总量明确以后，各个行业都应该对减排给予重视，行动起来加以落实。但从全局来讲，还必须弄清楚，减排的重点在哪里？也就是“排放大头”[仅讲碳排放还不够全面，应该用温室气体（GHG）的概念，因为还要加上甲烷等气体排放。当然，二氧化碳在整个温室气体里占比高达90%甚至更多，所以抓住这个大头是对的。
那什么是最大头呢？大家都知道是发电行业，其碳排放占比世界平均看是41%，中国还要更高，大概是52%。未来我们还会多用电，少用化石能源，也就是通过用电来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时将发电转化为绿色电力或者是零碳电力。有人测算到2060年电力占比将达70%甚至更高。因而电是“最大头”，电力行业如果没抓好，再怎么抓其他行业，碳减排最终目标也完不成。
中国已提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也就是1.2TW）以上。据报道，2019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占的比例约15%，到2030年要提高到25%。
“这是既艰巨但也不是离谱的目标，“周小川认为，从装机容量上看，我们现在风电、光电新装机容量大概是0.056TW，如果提高50%，也就是平均新装机0.084TW，10年下来就装到0.84TW，加上现存累计装机0.41TW（2019年的数字），就达到1.2TW。这也不是太艰巨的任务，因为设备制造和安装能力上来了，而且价格也慢慢变得有竞争力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一部分分析人士对电力行业减排转型给出了过分乐观的看法，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的技术难度。虽然说风电、光电技术的提高已显著降低了装机和运行成本，但真正提高其在发电总量中占比不仅靠装机进度，还有待于多项研发与技术的提高，不能简单化地把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估为负值（即过分乐观）。
另外，由于是间歇式发电，需要比较高的电网技术、电网水平和储能设备，尤其是储能，可能还要取决于未来科技的发展。而风电和光电在实现“30·60”目标中发挥作用还要大量依靠研发和投资。重视发电行业减排，尤其需要削减煤炭。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率太高，削减化石能源，首先是要削减煤炭。
此外人类居住的耗能和碳排放，也要相当重视。钢铁和建材行业将来应大量使用清洁电力和绿氢，而放弃现在烧煤、油和气的生产工艺，进而把减排负担转移到发电业，因而电力行业的绿色改造更重要。未来建筑保温问题也会在碳排放中占据不小的比例。因此，结构方面要弄清楚才能做优化，这也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参数及大量计量，并相应设计好各项指标体系，以提供合理且充分的激励机制。
把握好碳减排进度
他还认为，从流量的角度，需求可以不断地更新，流量就能维持或者增加。从这个角度讲，发电原来用煤电，设备的寿命还未用足，现在就要改成风电、光电、核电，显然有些浪费，但这一更换，需求就上去了，供给上又有潜能，实际上起到增加GDP的作用。所以，即便气候变化理论搞错的话，用风能、光能把化石能源给提前淘汰了，GDP会因此往上走，但财富并没有得到积累。而财富的计量也是有难度的，未来对环境和气候的财富估值会远远大于荒废火电厂造成的财富浪费。
其实，真正难权衡的是，在碳减排过程中生产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响了产出竞争力以及供需关系，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过高造成经济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减排的进度，把握好创造GDP流量需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点。
说到竞争力，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换能源结构，则相对竞争力的变化是不显著的。如果不大致同步，就会产生各种顾虑，有人会测算碳脚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张据此征收边境调节税。
在气候变化方面，周小川认为金融方面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不重视减排，可能造成投资失误，有些在建项目中途会被叫停，或者未来因价格调整、人们思维改变、产品会提前停用等，导致原来认为能盈利的项目变为不盈利甚至亏本。
当前全球在许多方面尚缺少共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也有争议，需要真正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宗旨，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参考模板，大胆设计，大力推动。
就“建立什么样的碳市场”这个问题，周小川表示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导投资，通过跨多个年度的项目与技术投资，着重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30·60”目标的过程必然要依靠大量投资，无论是发电、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
（责任编辑: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