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银行业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浩如烟海，而哲学层面的探讨则较为少见。自6月1日起，本刊随笔栏目将连续推出“银行哲学要义”系列文章。作者基于几十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的从业实践，摸爬滚打的切身感受以及广泛深入的学习思考，从哲学视角来解释、剖析银行及其业务，以简洁、平实的语言来阐述银行运营的本质规律。文章颇具思想性，且这些观点都在实践的熔炉里淬炼过，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作者｜弘毅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1期
以古鉴今，所以不惑。银行历史是银行哲学的实践史，是银行哲学的注解；银行哲学是银行历史的理论概括和规律总结，是银行历史的精华和灵魂。历史和习俗是银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学习银行史，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助于办好银行，头脑更清醒，步子更稳健。
首先，从历史上看，银行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和最初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银行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政府扶持和商人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银行与习俗。今天要取得一张银行牌照，是很难的，大家都想办银行。可是，在郑观应1894年写作《盛世危言》时，办银行还要人劝呢！这位把银行称之为“众人之总账房”的广东人，详细列明了创办银行的好处，并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不具备办银行的信用环境，中国人情向多疑，咸有戒心，“始疑其不成，继疑其不稳，终疑其不能长久……决不肯轻易出借，亦不肯轻易借人之银。”今天听上去像笑话，而当年就是这样子。观念的进步远比技术进步难。
银行的本土化。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接收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造的过程；既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碰撞的过程。银行及其文化没有例外。银行是个舶来品，钱庄、票号才是中国的土特产。但bank译成“银行”本身，体现了十足的中国传统。从1845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进入中国，到1897年第一家中资银行——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足足花了半个世纪！而且，当时中资银行也没有做到形神兼备，名副其实。“权归总董”，还是盛宣怀个人说了算。
银行与钱庄、票号。从票号、钱庄的退出，到近代银行的兴起，绝非换个称呼那么简单。尽管做的事大同小异，但其组织框架、运作机制和理念差别很大，这是银行史研究者不能不注意的。钱庄早于银行存在，历经中国近现代而最终因社会主义改造退出历史舞台，启示很多。第一，钱庄的全部业务起源于支付结算。因此，只要允许一个机构做支付业务，存贷款等业务的开展，是迟早的、必然的。第二，钱庄的兴衰与政府的行为有关，因当时政府放任私人生息资本满足市场需要而兴旺，又因政府视其为钱袋子以及官僚资本的挤压而式微。第三，钱庄是古老的、自发的民间金触机构，在私有财产仍受法律保护的前提下，不管名称是否为钱庄，民间借贷活动都会存在甚至十分活跃。换句话说，钱庄会以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形式重现金融市场。第四，钱庄主要为商业资本服务，长缺（长期贷款）3～6个月，浮缺（短期放款）即日拆，贷款期限短，反映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特征，即第二产业比重低。第五，钱庄的可靠性建立在东家（股东）承担的无限责任上，以及东家与经营管理层的血缘、地缘、人缘等天然联系上。第六，钱庄源于支付清算，亦基于支付清算，清算功能的强大是钱庄能与银行长期（至少到1933年1月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前）并存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个支付清算系统不够强大的银行，是没有前途的银行。
其次，梳理和总结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必须在银行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近代中国银行理论是西方银行理论输入并初步植根中国的结果。近代中国学者在西方银行理论宣介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也致力于理论的本土化，其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特有的银行理论。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可圈可点的银行理念，包括但不限于这几点。一是肯定银行的功能定位，而且相当形象，如郑观应提出的“总枢”、陈炽提出的“血脉”、陈家瓒提出的“心脏”等。二是肯定银行的巨大作用。郑观应说“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康有为认为“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三是倾向于民办。张謇提出，“坚商民之信，而利商业之用”。四是主张中央银行相对独立。谢霖等提出，“中央银行为一独立机关，不能与行政相浑”。五是调控利率但不宜频繁。梁启勋认为，“投机乃银行原则所悬为厉禁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银行理念：马寅初第一个宣介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特别是1929年在《中华银行论》中介绍了再贴现工具；1933年，吴其祥等在《中国银行制度》中强调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37年，余捷琼在《中国的新货币政策》中提出了对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的控制；1939年，朱斯煌出版《银行经营论》，力求实现银行之道德；1942年，刘泽霖在《银行国有论》中鼓动银行国有，采用总分行制；许涤新则主张取消外资银行在华特权，将大银行国有，对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不完全否定。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的红色金融为当代银行业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先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银行，然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银行的道路。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最早于1928年成立的海陆丰劳动银行，还是随后的赣西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无不体现出银行鲜明的人民性。以陕甘宁边区银行为例，贫农贷款占比高达92.49%，雇农贷款占5.56%。当时钞票的背面印有“工农银行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银行”。正是因为人民性，苏区货币拥有非常牢固的群众基础。三是党员干部带头。银行组建，缺资本金，党员干部带头或捐或借。四是保持币值稳定。毛泽东主席当年就讲，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苏区的纸币上印有“驳兑现洋”“一律通用，随时兑换”“凭票即付银币”等字样。五是坚定地为经济发展和革命战争服务。成立信用社、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需要，连当时发行的钞票背面都印有政策宣传内容。六是在与国民党法币斗争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弥足珍贵的做法，即把货币斗争同贸易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把对敌斗争同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结合起来。这些做法对当今的国际货币斗争也有一定的启发。
最后，基于银行历史和银行理论，理解其性质、功能和定位。银行哲学，既要善于从银行历史中发掘和总结真理，也要善于从银行理论和逻辑中推演规律。
银行制度的性质。马克思说，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马克思这段话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在资本主义集中、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下，银行作为公共簿记系统和金融资源市场分配者角色，拥有强大的功能和极大的权力。圣西门主义者则认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使社会受到损害。马克思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把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成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换句话说，把散钱集中，把闲置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即将储蓄转化为资本，是现代银行意义之所在。
银行功能的客观估量。任何事物，夸大或贬低，不是无知便是故意。19世纪，有人说,“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今天，还有人通过分析美联储股权结构和货币发行制度，把美国政治家看做是银行家的马仔和傀儡，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有人习惯于贬低和排斥银行，把银行当做财政的出纳、政府的金库、贪婪的高利贷者。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客观评价银行，非常重要。1979年前后，邓小平同志关于银行功能、定位的一番话很中肯:“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注意，银行是经济组织，其作用在于助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资金杠杆。它对存款人负责，按市场经济原则经营，不是任何部门的附庸。
银行的名与实。西方人说，你不能凭书的封面，判断书的好坏。中国人说，人不可貌相。两者讲的是一个道理。企业的名称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在干什么。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打着创新的幌子，未经许可，做存贷款业务、搞非法集资、玩庞氏骗局。对此，监管机构不能掩耳盗铃，认为没有挂银行的牌子，就不是自己查处的对象，养虎遗患，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在这一点上，百余年前清朝的《银行通行则例》就已经明确：“凡开设店铺经营左列之事业，无论用何店名牌号，总称之为银行，皆有遵守本则例之义务。一、各种期票、汇票之贴现。二、短期折(拆)息。三、经理存款。四、放出款项。五、买卖生金生银。六、兑现银钱。七、代为收取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八、发行各种期票、汇票。九、发行市面通用银钱票。”可见，只要碰了存、贷款等特许业务，不叫银行也是银行。监管机构、司法机关有权力查处，有义务查处。否则，失职渎职，要反过来追究责任。
银行的历史感与时代性。时空有时候是可以“穿越”的。有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也有生活在古代的“现代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并不总是取决于其生卒年月。从思想史角度看，就是这样。同样，一家银行，是不是现代银行，并不取决于其大楼是否气派、行员的平均学历等这些有形的东西，而是取决于其经营之道，取决于银行经营管理的思想和理念。如果一家银行信奉的是趁人之危，巧取豪夺，那么，它的本质，不是银行，而是高利贷，它是一家名为银行，而实为高利贷的“古代”金融机构。相反，11世纪中国的王安石，试图用免役钱替代劳役，他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是现代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跟不上时代或超越时代，都将失败。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银行，与时代并行不悖的银行，才能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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