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2023雪球嘉年华在广州举办。本届嘉年华以“厚雪长坡”为主题，以期在市场复苏阶段，和广大的投资者一起，分享投资机会，把握长期价值。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大会上发表了“新发展阶段：规模经济是新增长点”的重磅演讲，剖析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针对当下经济形势尤其是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进行深度拆解。
“对于新发展阶段，规模经济是中国的增长亮点，有逆全球化、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三个重要因素”，彭文生表示。
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我们要从两个视角看人口问题：我们一般讲的人口红利，实际上讲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老年人。年轻人多的时候，就是人口红利，老年人多的时候，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和人口的数量是没关系的”，彭文生表示，小国和大国都可以有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
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进行生产的人变少，消费的人变多，经济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投资的能力下降，所以经济增长也是下降。
彭文生表示，亚当斯密说过，“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智的标志是居民人数的增长”，这也正说明一个小国几百万人和一个大国几亿人，谁的分工能力更强？谁的分工产业链的链条会更细化？显然是大国，人口多的国家。他指出，人是创造者、生产者，人多，就带来规模经济。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中国具有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
对于规模经济，彭文生解释称，生产的规模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比如，年产10万辆车的汽车制造厂和年产50万辆车的汽车制造厂相比，后者会有很多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一辆车上，它的成本就低，效率就高，这就是最质朴的、最直观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基础就是人口。根据最新的联合国数字，目前印度人口总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超过8亿，而印度不到5亿。
彭文生表示，规模经济和知识经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也有关系，和人力资本有关系。“中国受过高端教育人口的数量超过2亿，印度和美国都是不到1亿，也就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超过美国和印度加起来的数量”。
逆全球化、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决定规模经济更重要
彭文生分析，在新发展阶段，规模经济是中国的增长亮点，有逆全球化、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三个重要因素。
逆全球化，按照内生增长模型，大国应该比小国增加快，大国比小国富有，为什么现实中间有些反过来的情况？
“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小型经济体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来享受规模经济。比如，瑞士经济体量很小，但可以支撑起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参与全球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彭文生认为，这是在逆全球化时代，小型经济体试图参与全球分工来享受规模经济的表现，但现在小国可以参与的空间小了，这也就意味着大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或者更加突出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非竞争性。“所以在人口多的国家，数字企业的规模可以做得很大，而数字经济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在美国和中国。”
第三点是绿色转型，彭文生称，绿色转型使得现代经济的基础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必然对全球经济的竞争格局、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
“绿色能源可以带来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彭文生认为，新能源实际上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有规模经济的特征，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研发投入要强，专利的数量要多。研发、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谁的市场规模大，谁的科技人才多，谁就有更大的动力，更大的能力去做创新。
规模经济支撑中国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光伏占全球的产能80%，电动车的市场份额接近50%。
彭文生认为，中国为全球的绿色转型、全球碳中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世界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的新能源产业。
“我们分析中国新能源(600617)产业的发展成功的经验，发现其实主要原因不是政府补贴，政府补贴怎么能够补贴一个全球80%的市场份额的市场？”彭文生分析，政府补贴可能在早期起到一些促进作用，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规模经济，以及大的制造业体系。
在彭文生看来，产能过剩问题也要理性对待。“任何产业的发展不可能都是平稳的，不可能在任何时间点都是产能和需求完全匹配的，它总是有上下波动的”，彭文生说，但是，产能过程意味着竞争加剧，竞争加剧意味着效率提升，会有进一步的创新，新的产品出来以后，需求就会超过产能，这就是技术进步的路径。
“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自身优势形成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将会是中国的增长亮点。”彭文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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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