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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我的写作 我的儿子

2008-09-03 07:54 来源: 文汇报

  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年轻时写下许多作品,可我是小山村里在家人庇护下成熟较晚的人。只是作为成熟较晚的作家,我倒是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那就是一直以小说技巧的完成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即便我本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我热忱于late work,也就是“后期的工作”的理由。

  三岛由纪夫等人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家,具有向社会表明“我就是这样的人”的力量,把从一开始就具有很高完成度的风格显示于社会。我觉得那样的人是早熟的作家。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就是“如果朝那个方向掘进的话会很有意思”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认为这是必要条件。但是,我却没有自信,不知道读者或社会是否会充分接受自己如此摸索而行的成果,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具备了条件的自觉。在不了解对手是否会接下我投出的球的情况下,我出发了。

  就这样开始了小说创作

  我呀,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并没有“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或是“要塑造出那样一个人物”之类的目的意识。首先是在读了法国的小说之后,因作品中措辞的生动而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想要创作自己的小说。比如说,曾借助渡边一夫先生的翻译,从皮埃尔·加斯卡尔的短篇小说里领略到了“非常宏大的共生感”,然后对照原著予以确认。从那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写起了自己的小说。如此这般地创作小说,便是我的写作方法了。即便现在,围绕某部作品,也还有能够回忆出来的部分和并非如此的部分。遇上一段有趣的法语或英语,便将其试译为日语,在这个过程中涌出热切的愿望——把这段语言所具有的诸如感觉世界或思想萌芽般的感觉,尝试着放在自己的小说里并予以展开。我就从这里开始编织故事。假如将其写成如同寓言般与现实没有关联的故事,估计会得到很多写作方向,可我更想与曾养育了自己的日本农村现实的东西连接起来,我就是这样考虑的。

  那时我喜欢安部公房,阅读了安部以及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觉得有人写作如同寓言一般的小说,这真有趣。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写寓言小说,而要尽量与现实生活挂起钩来。就这样,我决定写出与同在日本并同时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独创性来。而且呀,写作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那种独特小说的人,还有被称之为“第三新人”的作家群体,他们都是非常了解人生或社会的作家。而我,则是从农村初次来到大都市的年轻人,对周围一切全不了解。因此,我觉得自己虽然想以实在的现实为写作对象,可也只能从观念性的一些语言着手写作。

  我决定每天将外语与日语对照起来阅读,于是,我所感兴趣的语言随之便出现了许多。例如我造出了“意外变哑”这个词汇,并从沦为该状态的那些人开始思考问题。倘若是诗人,就会从其属意的第一个词汇开始写作他的诗歌,我也是从这里开始编织自己的故事的。也就是说,我并非先去观察社会,然后从中选取一个典型或理念进行写作,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头脑中完成观念性的东西,再将其应用于现实中合适的场面,通过这种手段来创作小说。我就使用这种方法写出了不少作品,那些短小的故事……

  我本身比较幼稚,是个受到挫折后似乎立刻就要倒下的愣头青,而写作则使得那种表现及其表现者我本身都坚强起来。在当年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倘若不写小说的话,我觉得自己会在心理上陷入危险状态。结果,我因为写作小说而得以存活至今,现在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就在如此这般生活着的时候,由于长子光的诞生,不知该说是扑通一声被推下去,还是该说是被一口气推开,我被置放在了难以称之为心理危机的处所,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面对。

  一九六三年·长子光诞生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我的处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妻子住的那家医院探望妻子,生活就这样持续着。要给婴儿起名字,还必须进行户籍登记,这些事情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会儿,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直至截止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却说,名字想让我给取,并让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时我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里,帮助我们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我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虽然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却因为陷于忧郁之中,每天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即便回到家里,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纽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向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会与那种希望、与那种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寻找光亮的希望产生联系吗?从我的孩子降生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

  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灰椋鸟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儿子与我的写作生活

  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个家庭里的成员,总是以此为前提而创作的自己小说里的写作方法,自然会存在着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处所展开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为与现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作家了吧。

  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来源:《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

  《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日]大江健三郎著 尾崎真理子采访/整理 许金龙译 新世界(600628,股吧)出版社2008年4月版29元

(责任编辑: 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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